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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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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一份簽發于2008年10月19日但迄今尚未正式公開的市政府文件引發了廣州市民、學者、官員及媒體的熱議。這份剛剛通過非正常渠道曝光的穗府【2008】39號文件(以下簡稱“39號文”)“偷偷摸摸”地將廣州城市建設諸項目特許給了幾大集團經營，涉及民生各方面卻“事先不征求意見，事后不公開”，更有培植“壟斷”之嫌。
將公共服務轉包企業、并將之掩藏而未公布，在公權謙卑成為主流意識的當下，顯得別具深意。真要說起來，將公共服務轉包企業算不上大罪，因為公用事業的改革，在當下面臨著這樣的爭論：一個是私有化，一個是保持國有化。將垃圾處理轉包企業也算一項有益的嘗試。問題是，實際情況與設想相出入，讓有益的探索異化為“鏡花水月”，公共產品不再服務于公眾，轉而成了企業的牟利工具。
體制改革為何會異化？有幾個關鍵的因素值得考慮：一是作為改革嘗試的綱領文件的39號文一直深掩不出，只把背影展示，有人或知它的存在，卻無從查出它在何處，儼然霧里看花水中望月；二是獲得“壟斷經營權”的國有公司并不直接參與運作，與一家私企合作再次轉包，經過五馬倒六羊經營權再次回到自己手中，而這些都不曾公示——所有一切都運行于地下，該被公示的沒有公示，該聽證的不曾聽證。問題是，關于公共產品的最終受益人，民眾怎么可能置身世外而任公權和企業單方面達成協議。
公共政策必然是多方博弈的結果，而不充分的博弈最后只會讓政策異化。沒經過博弈的政策的實施必然需要依靠公權的強制性，強制則往往容易民意反彈。39號文件的秘密潛行，不可避免地調逗了民意的神經：一者，在公共服務領域，公眾必然的知情權被弱化，選擇性公示讓公眾不能盡可能掌握信息；二者，因為潛水的緣故，監管很容易被弱化或失語，企業以營利為目的，那么有可能會采用各種方法獲利卻無法鉗制。更嚴重的是，企業不擇手段的獲利方式也可能置財政白白流失。公共服務的買單者必然是政府財政，但要知道，政府財政來源于稅收，作為納稅人怎么可能不對財政使用予以監督？
可以說，某種意義上，并非民意糾結于39號文件中城市垃圾該不該由企業來運作，而是想知道政府為何會出臺如此的規章，這一規章是否符合民眾權益，想看看是否在公共政策的問題上是否可以容忍民意喧囂、卻獨獨自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民意早已厭倦各種莫民奇妙的“被動”之舉，被知情、被幸福、被高工資、被就業，也詬病無知無覺間為各種公共政策的失誤買單，既要買單就必須參與其中，論證公共政策、服務是否可行，必須與公權進行充分的博弈才能心安理得的接受。
公共事業不獨是政府說了算，接受公共服務的民眾更應該發出聲音。公眾對于這樣一種改革肯定是要有知情權的，并參與其中進行討論，因為這些關系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公共事務改革必須公開、征求民意。公民社會在成長，我們正在或已經擺脫了“自己的事別人做主”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