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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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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是城市化過程中諸多因素下的產物，也承載著諸多外來人口的城市夢想。隨著城市的發展，處在眾多高層建筑包圍中的城中村猶如一片洼地，在吸納了大量勞動力資源的同時，這里的居住環境也飽受詬病。在城與村界限日漸分明的當下，生活在這里的“村民”又是如何看待自身所處的生活環境的?
□ 本報記者 劉江波
這里還有那個“味兒”
下午4點半，陽光經過門前的青磚老屋斜照下來，老李就在陰涼里燒起了“燒心爐”，燃料是撿來的廢棄三合板。不一會兒的功夫，大門前的小巷里已滿是孩子們的歡笑聲，整個街道也變得熱鬧起來。
作為天橋區沃家城中村的原住居民，老李似乎很熟悉眼前的這一切。他笑著說:“這里還是雞鳴狗叫孩子鬧，還有早先那個味兒。”
所不同的是，伴隨著大量外來人口的入住，很多年輕的身影成了這里的主角，帶來生氣的同時，他們也在此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在老李門前玩耍的孩子中，有的就租住在老李家。
老李告訴記者，自己家的這三層樓，屬于自己的只有一層，另外兩層分別是兩個兒子蓋的。在老李看來，這樣分家最好，不僅彼此住得近，并且都有租房的收益——租金一間170-200元，平均每月1300-1400元的房租收入。
“和這些租戶相處得都不錯，”老李說，“很多房子都是加蓋的。我們這里以三四層居多，沒有特別高的。”
不可否認，這里的生活環境并不好，不僅公共設施缺乏，垃圾處理也不怎么及時，一陣風就能吹得滿臉灰塵……尤其是在鄰近社區的映襯下，城中村與外面如同兩個世界。
老李對此也不諱言，他告訴記者，改造是個大趨勢，也歡迎城中村改造，但改造后的生活出路就成了問題，“改造后如何不減少收入”是他最關心的。
融入城市的夢想是否還在
相對低廉的生活成本，曾經讓眾多外來人口對于城中村有一種選擇上的傾向性。采訪中，記者在市中區王官莊東區遇到一對來自曲阜的夫婦，他們已經在城中村租住了十幾年，房租也從原來的150元漲到了現在的450元。他們租住的房子大約30平方米，外面是一個小院，院子里滿是從各處收回來的廢舊電動自行車，有用的零件放在一邊，不用的塑料垃圾放在另一邊，盡管空間不大，但并沒有雜亂的感覺。
“要不是孩子在這里上初中，我們也許早就回去了，畢竟家里還有地，生活壓力也不會這么大。”丈夫告訴記者。
盡管如此，言談中他們依然流露出沒在城里扎下根的遺憾。這位丈夫表示，如果有機會，希望以后能幫孩子在城里買套房子。
在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戶籍制度等因素影響下，城中村的產生被稱為一種新的二元結構。但毫無疑問的是，租住者的生活節奏就是城中村生活的主旋律，這里的菜市場、路邊店，還有幼兒園，更多地是為這些外來人口服務。但這樣的生活是否就是他們的城市夢?
在沃家城中村租住的小葛已經有了自己的小家，孩子已10個月大了。他告訴記者，周圍很多家有了小孩之后，其中一個人不得不放棄工作。正是考慮到了這一點，他把母親從河南老家接來看小孩，兩人全心投入到工作上。
“希望小孩能夠在這里念幼兒園，現在每月400元錢，到了讀書的時候，有可能送他回老家，不僅省錢，也放心。”小葛說。
將來會不會在城市安家?面對這樣的問題，小葛輕輕地搖了搖頭，“還沒有考慮過，如果這里拆除了，我還會去找相似的地方。”
怎樣才算真正“進了城”
后龍窩村位于濟微路西側，大學剛畢業的小陳選擇這里作為暫居之所，這也是她第二次租住這里。與兩年前不同的是，她感覺村莊“長高”了很多，小巷也變窄了。
然而與從種田到“種房”的原住居民相比，這里的意義對于小陳而言，僅僅是一個休息的場所。環境的臟亂，被相對低廉的生活成本和已經形成的居住氛圍沖淡了。
“這里還是不錯的，畢竟為我們這些剛畢業的大學生提供了緩沖的地方，現在臨時找一個替代這里的地方也不容易。”小陳說。
在已經出臺的《濟南市中心城城中村改造引導規劃》中提出，努力實現由“單純改造城中村向推動城市化進程”轉變、由“單純安置村民向推動綜合性社區建設”轉變、由“單純房地產開發向推動城市功能產業統籌發展”轉變。濟南的城中村改造，注重維護社會公平，進一步統一安置保障、配套建設標準，提高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設施水平，實現城市功能、人居環境、城市形象的全面提升。
山東社科院人口學研究所副所長周德祿告訴記者，有的城中村還具有村莊的模式，有的則具有社區的特征，這也和城市化程度有關。
“城中村改造，對于城市本身而言是有益的，但在規劃過程中應考慮到外來人口的居住需求，比如結合現在的保障房建設，為他們提供居住的地方。”周德祿說，“城市的發展需要這些外來人口，如果在改善城市面貌的同時留住這些人力資源，應該是一種雙贏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