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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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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神廟風格親和平緩，有“民主之風”，體現希臘人的民主精神。羅馬萬神廟等以高高臺階“威臨于前”，經羅馬人的發揮，原來“適合于民主城邦的希臘神廟”，變成了“適合帝國統治需要的羅馬神廟”。這表明，建筑式樣乃至城市空間，可以用來表達不同的政治意向。
是的，城市物理空間可以通過“營造感覺”，來對公民性格施加影響。什么樣的城市空間，形塑什么樣的城市人。人說上海人“精明不聰明”，為什么？因為滬上城市文化是一種精細文化，也是商業文化，與北京的大大咧咧大不一樣。“精明”兩字，是在精精當當的街市和齊齊斬斬的弄堂門戶里煉制出來的。
如果說一個城市有它的品質，它體現在哪？不是現代和超現代的摩天大樓之類，也不是五光十色的商圈，而是體現在它能否有助于發展公民性格，能否孕育人們的公民品質。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國際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認為“不道德的社會制造了不道德的個人”，這種理論強調社會空間、社會環境對人行為施加的影響。英國人類學家弗思說：“任何一種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總要迫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接受一種物質生活方式”，這話也是這個意思。
構成城市空間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群體分布。是“雜居”，還是“類聚”？效果是不一樣的。人類最佳的居住形態是“雜居”。但今天，中國的各大城市里，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通過不同小區對群體作出劃分。“高檔”小區、“中檔”小區、“動遷”小區、“經濟適用房”小區……界別分明。
２００４年，德國藝術家克萊門斯・馮・魏德邁和他的法國同伴馬婭・施魏策爾來到中國，想在中國拔地而起的大城市里，找到１９２７年流行世界的德國科幻電影《大都會》(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中所反映的城市化的歷史對照。但他們發現“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或廣州……均超過１０００萬，而城市居民根據腰包，被分割得越來越清晰，界線也越來越不可逾越”。
德國的藝術家們與德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感覺竟然一致：中國城市因其居民的收入被分割，“以錢劃界，形成富裕的中產階級社區、富人社區……以錢劃界，而后豎立高墻，畫地為牢”，他們說：“無論在哪里，就算是在西方，我們也不認為這是積極正面的發展。”
今天，大片大片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社區，正出現在中國城市邊緣的地平線上，它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購房“便利”，但它杯水車薪，只解決了很小一部分人，根本的還是要解決房價的離奇飛長――在另一面，這種“類聚”方式，把居住形態單質化，為今后可能形成“貧民窟”和“準貧民窟”，提供了物理基礎。本質上，這種“類聚”是“以錢劃界”對城市群體作出分割，不利于公民文化和公民社會的形成，世界歷史在許多地方都提供過這方面的佐證。
此外，公民文化的基礎是“文化”。缺少“文化”的城市，離“公民文化”更遠。如果一個都市里，只有很小的群體有機會欣賞貝多芬、巴赫、柴可夫斯基，只有很少的群體能讀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魯迅，只有很少的人走進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且如果這些場所活躍著的主體不是市民，而只是各種各樣的官方活動等，那么那里很難真正蕩漾起公民文化的和煦春風。
城市，不是磚瓦水泥的組合。城市不僅要盡可能適宜人的生活和生存，還要為人的全面發展，為完善人性和提升公民品質，提供“器”（物理空間）與“道”（精神空間）的優越條件。
（作者為博士后、教授、公共問題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