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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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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城市化委員會委員周天勇日前在《世紀大講堂》上演講時直言：戶籍制度發展到現在，已經非常不適應于我們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而且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以下是演講的全文內容：
戶籍制度與人口流動
研究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經濟發展的影響。首先看一下戶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從1950年開始，一些人口的登記暫行管理辦法，1951年城市戶籍登記。但是從1951年一直到1958年，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只要是有親戚，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去工作生活，他只是接收地登記一下，不會限制遷移。人口的正式管制是1958年開始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志，它首先是界定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或者叫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
但是這個戶口存在一系列的問題，第一，戶籍方面附著的項目，當時糧食、布匹、煤油、自行車、手表等都是要憑票憑戶口來賣，計劃定量分配。那么農村的戶口到城市，要把糧食關系和戶口一塊轉過來。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教育，如果說農村戶籍的話，生的孩子不能在城市里上學，戶口不在當地，孩子也不能在當地上學。除此之外，像居住方面，以前房子都是分配的，如果你不是當地的戶籍，那么房子就不分給你。還有就業，去申請工作，覺得你不是當地戶口，就不招工等等。
改革開放1978年開始，聯產承包開始，農民還是在他的田地里種莊稼。但還有一批人，比如說孩子在城里，父母在家里沒人養老，那么他可以帶著到城市里給他轉戶口，但是那時候戶口都有指標，有多少個指標是規定的。
后來1987年以后，第一，農民發現他種糧食的效益不如到農村里去做工。第二，有一些工商業者，發現在當地做生意不如到北京。1988年，1989年，大量的農民從四川、河南、重慶、江西、安徽、湖南這些地方到廣東，因為廣東需要大量的做衣服的勞動力。
其實這是一個社會進步的現象，因為一個國家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流動、遷移、集中，也就是城市化進程，每個國家都要經過這個階段。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講二元結構的轉型。二元結構就是一是從很多人在農村，很多人在城市，到農村的人轉到城市來。第二是勞動力從農村的種莊稼，越來越地流向做工業做服務業。這是一個社會的一個不可抗拒的規律。
但是1988年，1989年的時候沒有這種思想，政府就下文件，叫當地要做好工作，不要讓農民出來，那時候把農村還叫做盲流，說盲流出來了。
后來開始出現務工證。就是說要從村里要出去到廣東東莞去打工，那么本地要開一個務工證，這是收費的。后來越來越多的收費加在務工證上，農民工收費很多，中央國務院就把務工證廢除了。
之后因為這些人在城市里，他可能居住6個月以上了，或者一年回一次老家，居住了10個月。公安部門就出了臨時身份證，臨時身份證包括比如務工10個月以上的農民工、比如你在北京工作，但是父母退休了從外地來，一直住在這里。另外比如說工商業者，沒有當地戶口、還有白領，白領主要就是一些大學畢業以后，要留在當地，但是又沒有戶口，那么就也發臨時的身份證，作為臨時的居民。后來有一些地方又開始發居住證，居民證比臨時居住證又近了一步，有些城市可以拿著這個居住證送孩子上學等等，但是有些城市不行。
身份證是80年代醞釀，90年代實行，2003年正式法律頒布實行的。到哪兒工作、就業、上學，開戶貸款等等都要身份證。但是需要國家說有一個身份證明就可以了，不用戶籍證。但是我們國家現在是戶籍證還沒有取消。
有些地方去辦手續，還得有戶口本，而且很麻煩，比如說老人要給孩子繼承房子，必須得有結婚證，沒結婚證不行，戶口本還不行。所以我們國家，就是總理說的，你得證明，你媽是你媽這種事特別多。
戶籍制度影響城市化進程
戶籍制度發展到現在，已經非常不適應于我們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的問題。
一是社會問題，6千萬的留守兒童在農村。如果父母可以把他們的孩子帶到他所務工的城市，但是政府并不提供教育服務。有的這個家長把孩子帶到六七歲，又得送到他回老家去。
二是帶來經濟發展方面的巨大損失。計算和我們國家人均GDP水平一樣的國家的城市化，他們的城市化水平達到75％，也就是說100個人有75個人生活在城市里。但是我們現在的戶籍人口比例是41.2％，加上常住人口是57％。但是常住人口有大概是2.2億人，沒有當地的戶籍。里邊大概1億3千8百萬人是農民工，還有一些白領，以及工商業者。同時我們現在28％在干農業。比標準的這些國家，多了1億1千多萬人在做農業。為什么多了呢，就是你不讓他進來。改革開放開始就放開他就進來了，但是一直擋著他，一直擋著他，他怎么樣也進不來，就變成很多余的農村勞動力。
6千萬留守兒童，4千萬的留守婦女。這是一個嚴重的結構性的扭曲。上圖城市化的比較，紅的是和我們相近的國家和地區，藍的是我國，相差很大。農業勞動力，我們是藍的，人家是紅的，也差很大。這種錯位，導致了應該從農村出來到城市里居住，變成市民的人口沒有變成市民。所以我們的農民人口多了2億多，農民勞動力在農業里多了1億多，而且有1億多的錯過城市化人口。
另外就是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動，第一個人口流動就是鐘擺式的。他過年了要回家，春節完了又要回來。還有一個就是青年出來，老年回鄉，并沒有成為市民。為什么沒有成為市民？地賣不掉，也不讓賣。征地補償很少，拿著這個錢也買不了城里的房子。同時，農村戶籍在城工作頂多給一個居民證。房子不能買，孩子不能上學，車也不能買。干不動了就打道回府。這就是人口大量的鐘擺式地每年流動，但是最后青出老回。
形成這些，其實造成經濟巨大的損失。比如說在這個城市里變成居民，那么和居民的消費水平一樣，但是你不讓他變成居民，那么多的人，他應該變成居民，但是沒有變成居民，所以他的消費就塌陷了。2016年，塌陷的消費規模達到3萬1千億，高達全年社會零售消費者的9％。另外就是人均GDP的塌陷。本來這些人應當在城市里，按照人均GDP他有多少，但是這些人沒在城市里，造成人均GDP的塌陷大概10萬億，占這個2016年GDP的14.2％。
美國有一個經濟學家研究一個國家在他的某一個階段的發展中，人口流動引起的經濟增長大概要占到1／4。比如說美國，19世紀前30年經濟增長率的1／4來自于人口流動。
戶籍制度如何適應經濟發展
實際上我們一直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但是困難很大。第一，教育經費是按照戶籍人口預算和撥款的。那么他從外邊來了100萬孩子，這個100萬孩子沒有預算，沒有撥款財政，這個錢誰出？
第二，就是就業，以滴滴車為例，北京、上海、武漢、杭州這樣特大型的城市，它對這種滴滴的需求是最大的地方。最大需求的地方，你開車不行。回到縣城，5分鐘就到上班的地方，沒有那么大需求。非常不公平，為了保護當地出租公司的利益不受影響不讓外地人從事這方面的就業。另外就是某些城市的戶籍放開，設了很多條件，一年就沒幾個人符合這些條件。
但是，不改革絕對不行。不改革，第一我們的經濟會進一步萎縮收縮下行，沒有動力。我們土地不放開，資金不到農村去，我們人口流動不放開，經濟就不能增長。我們現在在中央和國務院說把經濟下行扭轉為中高速度的經濟增長，這就要求戶籍改革，放開人口的流動和遷移。
另外我們要禁止一些大城市，設置過高的市民化的門檻。嚴禁將學歷職稱無犯罪記錄等等作為到其他地方居住就業的前置條件，或者戶籍的前置條件。
還有就是要清理各個方面，各個部門和戶籍掛鉤的這些，比如說公安機關，買車那個地方說你買車必須得有戶口本掛鉤；要生第二胎，戶籍得是本地戶籍；孩子要上學得拿戶口本等等，很多事項和這個戶籍掛鉤，要取消掉要剝離掉，戶籍就是戶籍。
另外就是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要支付戶籍改革的成本。第一，支付義務教育的成本。我們國家的農民其實為國家做了非常多的貢獻。但是政府連他們的孩子教育這點錢都不拿，都不讓他孩子和父母團聚，是不對的。
第二，要支付居住方面的一定的成本，以后一些農民工務工人員多的城市，不僅要給城里的人建設廉租房，給農民也要建設和分配廉租房。因為一，我們從農民拿了很多的土地，也沒有按照同等的價格進行補償。二，就是我們把房價弄得太高了，北京一般的職工一輩子都買不了一套房子，別說農民工人。另外，對白領、工商業者等在住房上也要放開。能不能讓很多人都能住有居所？這反映了社會的良心。
習近平主席，在省部級班的一個講話中提到，我們這個社會，應當有一定美好的夢想，就是中國夢，每一個人都懷著一種希望、期盼去工作，去創業，社會充滿了活力，這個社會才能安寧，社會才能更加平等更加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