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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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十年前，學界就發生過激烈爭論，有人說“農民工”這個稱謂不合理：中國是個農民的國家，大家不是農民的兒子，就是農民的孫子，今天的城里人追溯三代，誰不是農民出身的？憑什么偏偏把改革開放進城的這一代，叫做“農民工”呢？
當時我就注意到，無論是在知識界還是在政界，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海南，我身邊的男性同事，占壓倒多數的都是農家子弟。以我領導過的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為例，別看同事們專業水平參差不齊，一回到本鄉本土，個個都有頭有臉，都是十里八鄉最聰明的孩子。一個農村出身的知識精英最典型的成長道路，就是一路“當冠軍”打上來：小學同學當中就他一人上中學，初中同學當中就他一人上大學，大學同學當中就他一人讀研，碩士同學中就他一人攻博……。盡管這些“常勝將軍們”牛氣沖天，在同齡鄉親面前難免有優越感，但誰也不“過河拆橋”，無一不對現行的戶籍制度深惡痛絕，無一不強烈地主張廢除現行戶籍制度。我每次都表揚他們，“好樣的，沒忘本！”但是只要深入了解到中國和海南的實際，就都知道在短時期內，即使是像深圳和浦東那么富有的地方，也沒有能力廢除戶籍制。
當時一位官方發言人說，保留“農民工”的稱謂，是為了保護他們在故鄉的土地所有權。由于是“農民工”，勞動人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就有他的一份。萬一在進城奮斗中有個什么閃失，馬上可以退守農村，享受最后的保障。此言一出，就說服了大家。
正是從這個觀點出發，我認為海南1992-1993年的房地產熱并不可怕，因為那時炒的只是“樓花”，那時的“泡沫經濟”不過是割韭菜；而今天的“征地熱”可不得了，那是在拔蔥，是把農民子子孫孫的未來，其中包括進城務工農民的未來，統統連根拔了！
所以，一個地方不管GDP增長和地方財政收入增長有多么輝煌，只要它的業績是靠賣地取得的，就是在“吃祖宗飯，造子孫孽”，就是在出賣農民的未來，斷送農民工的退路。
到了這個時候，我就越來越覺得當初保留“農民工”的稱謂，實在是先見之明。未曾進，先思退，有了這一招，人家進城務工農民及其子弟，才能進退自如、游刃有余。
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的最新調研表明，今天“80后”的二代農民工，轉變戶籍、成為城里人的愿望并不強烈，反而越來越想保留農村戶口，保留農民身份。這一點，甚至出乎他們本人和父母的預料。
一個典型的“80后”二代農民工，要么幼時作為“留守兒童”，由爺爺奶奶在農村帶大，學齡時再被父母帶進城里上學，受完義務教育后求職工作；要么從小生長在城里，自幼夢想著有朝一日同城里的孩子們一樣，成為地道的城市公民，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待遇。多年來，我們天天都可以聽到他們當中的精英人才，成功的奮斗故事。
然而就在這二十多年，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資本日益雄厚，土地價格也日益高昂。從前幾千元一畝，幾萬元一畝的土地，今天已經變成了幾十萬、幾百萬一畝。土地的價值越高，農民和“農民工”的含金量就越高。因為人家僅僅憑這個稱謂本身，就能獲得一份越來越豐厚土地轉讓收入。從前“農民工”只是一份保命錢，現在則越來越變成搖錢樹了！所以在21世紀頭10年過后，我們才發現“農民工”的身份和“農民工”的那份土地權益，正在成為左右“80后”農民工轉變戶口意愿的調節器。
根據2002年8月29日第9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9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26條規定：“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小城鎮落戶的，應當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允許其依法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但在“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發包方可以收回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這一條規定等于宣布，“農民工”從此面臨著兩個選擇：如果想繼續保證其承包地與宅基地的承包權不變，就必須選擇“小城鎮”落戶；如果要將戶口轉變不設區的城市，也就是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則交回承包地。在那些土地資源極其稀缺省份，還要求必須交回宅基地。
在大城市打工，工資待遇固然較為優厚，但是前提必須是保持“農民工”的身份，否則家鄉那份土地權益就會丟失。這就極大地縮小了農民工進城落戶的活動半徑。要想保住家鄉那份土地權益，就必須滿足于就近遷入縣級小城市，甚至更小的城鎮。這樣，臨近家鄉的小城市的吸引力倍增，大都市的人口壓力也就不那么沉重了。
于是，“80后”二代農民工，必須根據自己的能力，修正自己的理想。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勞動技能越強的青年，特別是進入精英行列的青年，越是敢于拋棄家鄉的土地利益，義無返顧地投入大城市的懷抱；受教育程度越低，掌握勞動技能越差的青年，越是不敢拋棄家鄉的土地利益，就越是要滿足于在縣級小城鎮落戶，成為小城市或小城鎮的公民。這一點，與今天的專業技術人才的流向完全一致。
敢于移民發達國家、就業于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高等院校，并以“世界自由公民”自居的，畢竟是極少數人。敢于在發達國家的學術機構靠研究所在國國情和文化為專業的，當然就更是少數。絕大多數出國學者，只能“在外國吃中國飯”，充當為外國人效力、幫助外國人琢磨中國的“中國通”，往來于兩國之間。
特別是在今天，一方面，我國大城市房價越來越高，農民融入大都市的門檻越來越高，而時光荏苒、青春將逝，一切人都必須收斂雄心、告別狂想，忠實地面對客觀環境；另一方面，糧價也越來越高，國家支農富農措施越來越有力，而比這更為重要的是，還在于土地價值越來越高。倘若國家能夠在“十二五”時期調整好分稅制，廢除地方政府的賣地財政，讓農民獲得土地使用權的主要收益，農民工就更加不去大都市扎堆，寧可在本鄉本土的小城鎮去落戶。
遠方大都市和故鄉小城鎮兩頭都有吸引力，單向度的未來，就變成多元化的選擇，農村青年的人生路之就越走越寬了。
這個政策會變嗎？當然會，如果大都市勞動力短缺，門檻就要降低些，如果大都市勞動力過剩，門檻還會更高，一直到有朝一日，城市差別基本消失。原來，這就是我們苦苦尋找了多年的中國特色城市化之路！
“夢里尋它千百度，瞢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明白了，終于明白了。
（作者系海南省社會主義學院院長、中共海南省委黨校副校長、海南省行政學院副院長，經濟學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