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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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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以特殊的歷史文化及區位優勢，承載著對外開放的使命。在國際貿易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和能力卓越而突出，以這種內涵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的站位和支點，將其打造成服務于全球的中國通商口岸品牌是值得期待的。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條件已基本成熟，并且其戰略意義具有全球性，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世界級水平的大灣區，潛力不可限量。
●粵港澳大灣區在與內地的合作中要解決運行機制、體制機制、文化環境三個落差。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機制需要優勢互補，分工協作；需要融合各個方面共同的需求；需要從優勢互補轉向優勢整合、從各展所長到協同共進、從各有精彩到繁榮共造；需要產學研企的合作，打造灣區創新型人才。
當前，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全球經貿投資規則和經濟治理體系進入深度調整期，亟須培養新的增長極和動力源。國際經驗證明，灣區經濟一直是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也是全球科技、創新、金融和產業集聚中心。中國的粵港澳大灣區是繼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及日本東京灣區之后，世界上第四個大灣區，是中國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載體。
日前，國際金融論壇（IFF）在廣州舉辦大灣區建設論壇暨IFF第14屆全球年會。會議圍繞“世界大灣區建設：新動力、新增長、新格局”的主題，探討構建中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合作平臺，以推動中國及世界經濟穩定、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與會國內外專家預計，到2030年前后，粵港澳大灣區將超過現有的三大灣區，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經濟總量最大的灣區。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意義：打造世界級城市群，落實“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和“一帶一路”倡議
2015年3月，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首次被明確提出。2016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被寫入國務院《關于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和國家“十三五”規劃。2017年3月，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出現“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在于打造世界級城市群。這對于推進和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及“一國兩制”國策等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際金融論壇副主席辜勝阻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定位是構建世界級創新經濟的灣區城市群。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是發達的城市群，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核心城市，能夠帶動區域的分工合作和區域發展。”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完備的高端產業群，有健全的現代產業集群和金融服務支撐體系，有合理的分工協作體系，有利于培育利益共享的產業價值鏈。粵港澳大灣區有充滿活力的創新創業網。在這個灣區里，高校世界500強的數量也比較大，并擁有一大批國際化創新人才。粵港澳大灣區是優質資源和要素棲息地，有開放多元的包容環境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有完善的基礎設施網，有高效的物流體系和便捷的生活環境。
粵港澳大灣區以深化港澳與內地融合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為抓手，以確保“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得到全面落實。
在談及這一問題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強調，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的需要。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財政司司長、南豐集團行政總裁梁錦松對這個觀點表示高度認同。
“粵港澳大灣區有容海抱灣的區位優勢，它還背靠國內廣闊的經濟腹地，是構建‘一帶一路’的經濟引擎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心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于洪君在發言中，詳細闡述了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的關系。他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央的最高決策，是中華民族的國家意志、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行動。他呼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應該緊緊納入到‘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
粵港澳大灣區：到2030年前后將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經濟體量最大的灣區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常住人口約700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左右。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認為，到2030年前后，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會增長1800萬，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灣區。申萬宏源證券研究顯示，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產值約9.31萬億元人民幣，折合約1.4萬億美元。“未來10-15年，粵港澳將成為全球經濟體量最大的灣區。”邢自強表示。
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馬建堂也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三大獨特優勢。首先，地理位置優越、交通發達、產業鏈條完整、科技創新要素豐富、人才匯聚，對外開放程度高、國際金融及專業服務水平高。其次，灣區內擁有中國兩個特別行政區、兩大一線城市、三個自貿區，對內對外競爭優勢明顯。第三，灣區最大特點是“一國兩制”，它包括的三個各具特色的經濟體系，其多元差異是世界上其他灣區都不具備的。邢自強表示，灣區的規劃及發展順應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新趨勢：第一，更多的消費由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拉動；第二是投資的轉型：越來越多的投資傾向于創新型和知識型投資；第三是投資的反彈開辟了中國出口的新方向。
粵港澳大灣區具有趕超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的潛力。美國史帶金融財團全球合伙人、史帶戰略控股集團總裁鈕小鵬介紹了美國紐約和舊金山兩大灣區的成功經驗和挑戰。他指出，服務業占比較高，優秀人才引進，法律以執法完備，明確的差異化等，是這兩個灣區獨具特色之處，值得中國粵港澳大灣區學習。但是，鈕小鵬同時提醒：“高稅率、政策、政治不穩定，高成本、重監管以及不清晰的激勵機制，是造成這兩個灣區在過去的四五年時間里，將一些競爭優勢拱手讓給美國中西部和南方內陸地區的主要原因。”同樣，在介紹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的發展經驗時，中國駐烏克蘭前大使姚培生認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不應該照搬舊金山、紐約、東京灣的發展模式，不應該成為吃喝玩樂消費者的天堂，而應該成為凝聚創新者的都城。姚培生建議：“粵港澳發展要有超前創新的理念，至少應該超前30年到50年的理念來制定發展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應與“一帶一路”倡議形成良性互動。國新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余利明從發展貿易口岸角度出發，提出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新支點。他介紹說，在近代歷史中，廣州十三行是世界第三大對外通商口岸，廣州也一直是全球繁華的世界級城市。鴉片戰爭之后香港的崛起，改革開放后深圳的發展，以及廣州港的快速建設，都使得粵港澳大灣區以特殊的歷史文化及區位優勢，承載著對外開放的使命。在國際貿易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和能力卓越而突出，以這種內涵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的站位和支點，將其打造成服務于全球的中國通商口岸品牌是值得期待的。此外，余利明還特別強調，“香港、深圳、廣州作為一個整體的樞紐港在全球和中國范圍內地理跨度都不算大。同時，三個港口位于共享華南的腹地，在經濟發展上都已經是完全的市場化運作，香港已經是全球運作非常成功的自由港。所以，把香港港、深圳港、廣州港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超級樞紐港來看待，組合形成粵港澳大港區既具有合理性又十分經濟。”
“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IFF聯合主席、韓國前總理韓升洙認為。他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將會引領中國進一步的創新發展。在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副行長祝憲看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條件已基本成熟，并且其戰略意義具有全球性，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世界級水平的大灣區，潛力不可限量。“金融創新是大灣區建設的獨特優勢。在互聯互通的機制下，大灣區比較容易形成金融創新的集成優勢，為區域內企業提供更為廣泛的投融資和成長平臺，幫助企業走出去，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持續邁進。”祝憲說。
粵港澳大灣區將在三地優勢互補中實現協調發展。梁錦松在解讀大灣區發展的機會和方向時指出，“首先，大灣區符合國際發展潮流，符合時代需要，符合地區客觀發展形勢。其次，世界已經從工業經濟引領的時代轉向知識經濟或創新經濟引領時代。為實現產業金融創新的有機聯合，灣區或城市群的發展是必要的。再次，這也符合粵港澳大灣區地區的客觀形勢，及三地優勢互補現實。”IFF研究院副院長、世界銀行前高級經濟學家王燕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九個市和兩個特別行政區處在微笑曲線不同位置上，所以，這三個地區優勢互補性強。另外，中國在全世界服務貿易排序的序列位置比較靠后，這會對制造業造成一些阻礙，而港澳在服務業出口方面有巨大的比較優勢，服務業貿易的發展方面，廣州應加強和港澳地區的交流。
粵港澳大灣區面臨的挑戰：主要矛盾在于粵港澳間體制機制的協調
“粵港澳大灣區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在建設過程中仍然面臨著一定的困難和阻礙。”辜勝阻指出。他強調：“該灣區的一體化面臨區域本位主義、同質競爭、體制障礙三個難題。粵港澳大灣區在與內地的合作中要解決運行機制、體制機制、文化環境三個落差。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機制需要優勢互補，分工協作；需要融合各個方面共同的需求；需要從優勢互補轉向優勢整合、從各展所長到協同共進、從各有精彩到繁榮共造；需要產學研企的合作，打造灣區創新型人才。”祝憲也表示，大灣區的建設面臨著不少的挑戰，“比如，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大灣區需要體制機制的協調和創新。”
除了體制機制等宏觀層面的問題和挑戰，也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具體問題。西班牙對外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夏樂認為，要將粵港澳建立成一個大灣區，其實就意味著要對這三個不同地區長期存在的競爭局面進行修理調整，這就存在著尋找平衡的問題。但是，夏樂提醒：“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條經驗是，來自于地區政府之間的相互競爭，所以在大灣區的建設上，可能需要對以往的競爭局面進行修整，在保留一定競爭和開放的模式下，如何引入政府的干預指導，找到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還介紹，這一灣區還應該關注信息的流動。夏樂認為，“中國內地的科研、人才教育需要進一步發展，也需要從外邊吸收大量信息。但是，很遺憾，現在，無論是信息，還是人才的流動依然是有阻礙的。”他提醒，“除此之外，還有兩方面的挑戰，它們分別來自于對于人才的吸引以及貧困問題的緩解。一個城市想要留住人才，很重要的問題是解決住房問題。如何降低房價或者發展本地的租賃市場，是這個灣區需要思考、解決的問題。同時，能不能在灣區之內實現土地建設指標上的相互調劑以及在灣區之外的地區，通過市場化的購買進行補貼，更好地留住灣區內的人才，值得政策性關注。與此同時，目前香港有大約近一百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如果不能夠對收入分配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以解決灣區的貧富差距問題，那么灣區的發展即使很快，卻不能稱之為成功。”以上問題也得到了其他與會專家學者的認同。梁錦松指出：“目前大灣區的建設實際上是分隔的，這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市場、資金、人才方面的流動都沒有完全打通。所以，要想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灣區經濟體，必須要打破分隔，必須要一體化，當然這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
（作者單位：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