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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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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這為深度脫貧工作指明了方向。記者長期在一線采訪調研,走訪過上百個貧困村,深感只有共同富裕才能真正改變貧苦群眾的境遇。
要脫貧,先要分析貧困成因。從貧困者自身角度分析,可概括為五因五缺:即因病、因殘、因學、因災、因婚,缺地、缺水、缺技術、缺勞力、缺資金。從外因分析,經濟稟賦不足、交通和能源等基礎設施制約,屬于共性困難。
深度貧困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定范圍內的整體貧困,面積廣大,且集中連片。諸如西藏和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四川涼山、云南怒江、甘肅臨夏等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缺口大,貧困發生率普遍在20%左右。據統計,全國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居住著60%的貧困人口,而這些最為艱難的貧困村,大多分布在集中連片區域。
這些生存環境惡劣、致貧原因復雜的貧困區域,區域經濟相對滯后,靠個體經濟示范帶動發展,往往缺乏市場基礎。如果不謀求長期共同富裕,只對建卡貧困戶施策,那些收入剛剛超越貧困線的群眾,隨時有返貧的風險。
有這樣一件事,某貧困村2016年宣布“脫貧摘帽”,村里一名非貧困戶曾憂心忡忡地問記者:“我們村脫貧之后,如果村里再有窮人怎么辦?”其他人笑他杞人憂天。然而,這句話代表了群眾對脫貧后續工作的一種焦慮情緒——他們能脫貧是有人幫扶,如果貧困戶沒能真正掌握脫貧本領,想到脫貧之后的路怎么走,他們不免心中發慌。
眾人拾柴火焰高,只有緊抓住共同富裕的大方向,建立實現共同富裕的穩定框架,才能讓群眾真正消除對貧困的恐懼。
深度貧困地區怎樣實現共同富裕?從微觀層面來看,不妨從財產性分配入手。面對勞動力缺乏的現實,可以加強成員在集體經濟體中的股份配置。困難群眾缺乏原始資本,對口幫扶要幫扶到戶。
在平均海拔近4千米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縣漢戈村,全村常住的50多戶人家,三分之一是貧困戶。貧困戶甲措家有9口人,除了讀書的、多病的,只有兩個勞動力。完全靠自己,他們很難脫貧“翻身”。
這個村緊靠香格里拉旅游環線,村里在縣政府、州旅發委、對口援藏的成都新都區、金堂縣等單位支持下,成立了旅游服務公司,通過建大型戶外廣告牌招租、改善村貌吸引游客等手段盈利。村集體經濟今年已分紅3次:年初是油菜榨油銷售利潤,每戶分紅75元；4月份是戶外廣告牌利潤,每戶分紅533元；10月底是花海門票收入、村集體收割機對外出租等分紅,甲措分到了1350元。這是集體經濟在雪域高原上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好范本。
有基層干部對記者說,幫扶資金散到每戶,只能添置物品,改變不了單家獨戶老弱病殘的現實。村里自建企業,又受人才、資本、經驗等限制,難以做大做強。他提出如下建議:能不能把幫扶資金打包成捆,像土地確權一樣,明確算到每個人頭上,再集中投放到一些高成長型企業里,作為資本入股,讓企業通過規范經營成為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領頭羊。
這個基層干部的建議很有實踐意義。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的道理大家都懂,傳統養殖種植行業抗風險能力非常弱,貧困戶抵御風險能力更弱,現有的農業保險還處在探索起步階段,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對集體經濟的風險保障。實施股份為主的財產性分配,依托現代企業成熟的風險控制機制,抵御單家獨戶的經營風險。
從中觀和宏觀層面看,消除深度貧困的根本,在于破解整體貧困的制約性因素,讓經濟要素在資源欠缺地區流動起來。
常見的是對口帶動。幫扶地區要將自己的優勢產業和深度貧困地區的資源結合起來,同時做好交通、金融、通信、信息等要素供給,建好基礎設施,實現從輸血到造血的轉型。
在資源匱乏地區,更要跳出區域謀發展。飛地經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例如,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處青藏高原東麓,區位和基礎設施和內地存在客觀差距,中國“重裝之都”德陽市就牽手阿壩,在德陽綿竹境內共建德阿經濟園區,依托德陽的區位條件、工業基礎,以阿壩州留存電量和民族地區稅收優惠政策為支撐,實現合作共建、互利共贏。
有人擔心,共同富裕會不會養懶漢?客觀來看,確實有個別地區出現了“扶貧養懶漢”現象,但因懶致貧的比例遠遠低于因“病殘學災婚”致貧。要讓大多數人享有美好生活,就不能因噎廢食。
更何況,懶也不是天生的。個別貧困戶安于現狀,與村子的整體氛圍密不可分。正因為封閉落后地區的村民“看不見”外面的世界,才會覺得當貧困戶“很劃算”。無數事實證明,通過信息、資本等經濟要素供給,達到共同富裕后,人們有條件接觸更廣闊的世界,只會增加奮發向上的動力,不會坐吃山空。
簡言之,深度貧困地區走向共同富裕,需要思想上突破,把貧困地區的資源與成長型企業的能力和責任相結合。要探索一些自發自愿、互利雙贏的模式,審時度勢做出制度性安排,把貧困地區的利益與成長型企業的利益相捆綁,形成命運共同體,以此催生系統性的致富內生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