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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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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人的流動性活動一直在發生。古有人類“逐水草而居”，后有“闖關東”洪流，今天更不缺“逐夢而居，逐利而動”的人。隨著經濟全球化、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人口流動已經逐漸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國家衛計委預計，到2030年中國流動人口將逾3億。在大規模人口流動的背后，則是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家統計局報告也表明，經濟是造成我國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
以北京為例，盡管北京在疏解人口方面采取了地鐵漲價、清理群租房、非京籍入學條件收緊、北京高校畢業落戶標準越來越高，大型批發市場搬遷、整治“穿墻打洞”等等一系列舉措，然而一群又一群的外地人還是前仆后繼地來到北京就業，趕都趕不走。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在這兒能掙到錢，回到老家掙不到那么多。
一組數據顯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65.7%來自河北、河南、山東、安徽、黑龍江、湖北和四川。
主要來源地人均GDP普遍低于北京人均GDP，其中河北、河南只有北京的不到三四成，差距最小的山東達到北京的六成左右。
主要來源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達不到北京的一半水平，河北、河南只有不到三四成。這巨大的收入差距說明了為什么北京對于外來人口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北京與外來人口來源地在高新技術產業就業機會上的差距同樣較大。
北京15026家高新企業為138.5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而主要外來人口來源地中，河北省會石家莊和河南省會鄭州均處于絕對劣勢。
在人均儲蓄余額的比較當中，北京人的年儲蓄余額為17.8萬元，而石家莊和鄭州，分別只有北京的27%和40%，雖然北京消費水平非常高，然而北京還是最存得了攢得到錢的城市。
以上數據也是這個城市“蟻族”、“鼠族”、“井底人”存在的最好注解。
“人口流動的決定因素是經濟因素，就業發展機會和收入水平等都會影響到人口的流動。”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人口、資源與環境研究所的副教授侯建明也認為，東北地區的就業崗位少、收入水平低是人口大量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近些年的研究發現，流入東北人口的收入遠遠低于流出人口的收入。另外，隨著政策和外部環境的不斷寬松，人口流動的成本越來越低，也是導致東北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
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表明，“十三五”時期，我國流動人口將繼續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線地區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將繼續增長。
海通證券宏觀經濟研究團隊分析師姜超認為：人口遷移實際上相當于一次用腳投票的選擇。從國際經驗來看，城市化進程中，人口都是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人口集聚的背后其實是產業和資源的集聚，驅動人口流動最主要的因素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具體而言包括工作、收入、環境、社會資源等等，在這些方面大城市無疑具有明顯的優勢。
從國內來看，盡管人口流動放緩，但一二線城市無論是常住人口增長，還是外來人口占比，都仍遠高于絕大多數三四線。一二線城市能夠提供遠超三四線城市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
另外，熱門二線城市的寬松政策和較好資源以及中西部地區對東部產業的承接也促使了人口的流入。
和人口流動有關的一個重要的現象是中部、西部崛起。2009年以來，中部地區的經濟增速比東部地區年均高出了2.4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年均高出了3.8個百分點。這使得在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數量較快增長。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在城市流動人口規模排名中，重慶、成都、武漢、西安、長沙、合肥、鄭州等內陸省會城市的排位在顯著上升，顯示了其對流動人口的吸納在大幅上漲。
姜超團隊的《中國遷移人口跟蹤》報告也顯示，二線城市、中部地區人口增長較強。天津、長沙、鄭州、武漢、銀川、廈門最近三年的常住人口累計增幅在5%以上。從非戶籍人口比重來看，人口凈流入最多的城市均為全國或區域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大多位于珠三角和長三角，除了4個一線城市，還包括8個二線城市和8個三四線城市。其中，廣東有5個，分別是廣州、深圳以及毗鄰的東莞、中山、惠州，并且東莞外來人口占比高達75%，深圳、中山也都超過50%，江蘇有4個，為蘇南的蘇州、無錫、常州和省會南京。
專家認為，這與產業布局調整有關。隨著國家產業布局的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逐步由經濟發達城市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一帶一路”的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的擴展也為一些城市帶來了發展機遇，城鎮化建設速度在加快，二三線城市的就業發展機會越來越多，區域經濟與周邊城市的互動會越來越頻繁，人口的遷徙也就隨之發生了變化。種種契機之下，不少二三線城市的就業需求得以增加，此時大力引進人才適時且必要。
“任何城市的發展都離不開人才的驅動，城市想要躋身一線就必須有足夠的人才促進城市發展。”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認為，目前不少二線城市正在迎來發展的新機遇，這為它們釋放“政策大禮包”增加了底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