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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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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大城市的現狀不符合大家對“理想城市”的定義的話（比如不要有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綠化的面積大一點，房子大一點，生活成本低一點等等），為什么越來越多人還是往大城市去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今天，給大家講的題目，我定義為“城市的新生”。
上海對標紐約、倫敦：有對比，才有差距
我來自上海，因為個人家庭的原因，我對上海這個城市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們在上海提出了一個愿景，這個愿景在規劃里表述為：
上海要追求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要建設一座創新之城、生態之城和人文之城。
提出目標是非常容易的，但怎么去實現這個目標？事實上，今天很多城市建設的方法，恐怕未見得離這樣的目標越來越近，甚至有可能越來越遠。
如果上海未來對標紐約和倫敦這樣的城市，能不能做到呢？
如果簡簡單單地從中國的經濟體量角度來講的話，其實你應該有這樣的信心。因為中國經濟的體量迅速超越美國只是時間早晚的事情，中國會很快成為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在這樣一個大的經濟體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5倍左右，產生一個紐約或倫敦這樣的城市其實并不奇怪。
但是，來看看紐約和倫敦的數據，就會知道“差距在哪里”。
紐約：截止2008年，36%的紐約人是在美國之外出生的，48%的紐約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
倫敦：2011年，倫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國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白種英國人比例從2001年的58%減少到45%。
再看外籍（國籍）的情況，目前紐約的常住人口居民中，外籍的居民占比24%。而現在中國非本地戶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達到了40%。我們一直在說“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這個邏輯說，在紐約和倫敦的外國人就太多了。
在中國，如果要建設一個全球的一線城市，且不希望我們的人口結構未來變成紐約、倫敦這樣，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人”。
大家會相信這個假設嗎？如果你要相信的話，不好意思，我覺得可能你瘋了。
如果真的想讓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廣州這樣的城市能引領中國，代表國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同臺競爭，你首先要吸引的是來自于國內外的最頂尖的人才，這首先就會體現在城市的人口結構上。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今天離建設全球城市的這個目標實在太遠了。
紐約是全世界最貴的地方，但是“我要去”
剛才講“要吸引人才”，接下來的問題是“要怎么吸引人才”。如果從尊重人的自由選擇的角度來講，一個人在一個城市離開還是留下，就看兩個變量：第一個變量是收入，“你在這個城市能掙多少錢”；第二個變量是支出，“收入超過支出越大，這個城市對你的吸引力就越高”。
當然，這里面并不是別的因素不重要，這是為了高度簡化。在考慮收入這個因素之外，你可能還會考慮到這個城市其他的特征，比如這個城市的消費是不是多元化，環境是不是美好。至于支出方面，除了住房成本、服務成本以外，你當然也會考慮到這個城市的通勤需要花多長時間。
我把整個分析框架的高度簡約到就關注這兩個變量。而在支出這一端，有兩個支出是人們生活在一個城市所要考慮的最重要的成本：
一個是住房；一個是服務價格。它們是人們生活在一個城市所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兩個成本。在你的每一天生活中，很多東西不是本地生產，是從外面運進來的——這些跟你本地的土地成本、住房成本和勞動力成本關系并不大。但是，住房和服務必須是本地生活的。
而這兩個支出的成本其實都跟城市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有關系。
2003年以來，中國在人口凈流入的城市，都在控制著土地供應。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人口凈流入城市，如果你是房地產開發商，你會造房子；如果你有地，你會把土地賣給造房子的開發商造房子，直到碰到兩件事情停下來：
第一、政府說，“我的城市面積已經擴張夠了，你再擴張就到國家森林公園了，不能再擴張了”，這是一種可能性；
第二、你擴張到最后，老百姓說“我不去了，你再造房子我也不買。因為我到那個城市生活的成本太高，每天上班還要花2小時，我不愿意”。
一個是因為政府管制的機制，一個是因為市場機制的選擇。
即便如此，哪怕碰到政府管制、到了城市發展邊界的同時，如果這個人還愿意往里去，你會在市場經濟的國家看到什么——就是“樓越造越高”。
曼哈頓擁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高樓。但是到今天為止，曼哈頓的城市更新仍然沒有停止。
“紐約是全世界最貴的地方，但是‘我要去’?！薄谖艺f出“我要去”這句話的時候，這背后有些什么考量呢？我想這個考量就是，“我的收入比支出來得更多，我還愿意去”。有些地方倒是便宜，但是當這個地方便宜的時候，收入也會降得更快，這樣的城市大家不會去。
所以，高的收入和高的成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真正決定你在哪里住的其實是這兩個的差額。
當前，一些人口流入地限制人口，限制的又恰恰是從事生活性服務業的人群。然而，城市的這些問題真的是因為人多導致的嗎？
首先，如果真的是因為人多導致的，為什么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發達城市，會看到在人口增加幾倍的同時，不擁堵也不污染。你應該看到擁堵、污染成倍增加，等比例增加才對。
其次，如果你真的覺得這些問題是由于人多導致的，那把年收入100萬以上的人都趕走，城市就不擁堵了。年收入100萬以上的人要開車、要住大房子，他們占據著比較好的公共資源。
但是從事生活性、消費性服務業的人離開了城市，這座城市的服務成本會提高，它要怎么去競爭、吸引人才呢？
政策上要平衡發展不是讓經濟資源均勻分布，這樣不僅沒有效率，而且會阻礙生產要素，特別是人口的自由流動，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大城市吸引了高科技人才，一定會帶來對“低端服務業”勞動力的需求。
根據美國的統計，如果一個城市來一個高科技人才，他會帶來一個律師、一個醫生、一個超市收銀員、一個家政服務員、一個餐館服務員。其實，在大城市人口結構里，“高端勞動力”和“低端勞動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
所以，中國今天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學生，缺的是從事“消費性、生活性服務業”的人，當這些行業的成本提高的時候，城市的競爭力實際上是下降的。
增加城市競爭力，最重要的是降低成本
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就是供給不斷適應需求。怎么增加城市競爭力？最重要是降低成本：要有更具彈性的勞動力市場，要讓土地市場跟人口的流動適應起來，要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這樣才能讓我們的城市更能向理想城市的方向邁進?！俺鞘械男律卑@兩層含義：
第一，中國恰恰要發揮大國人口的優勢，來利用城市的規模經濟，把人口當做資源。
第二，有效的市場和有效的政府相結合，應該是讓供給更加適應需求。同時，從人類發展的未來和全社會的普遍經驗來講，公共服務要講究公正性、公平性，體現城市的包容性，不能把公共服務作為特權給予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比如本地戶籍人口，那不是公正的市場經濟。
（文/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復旦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