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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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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時間較長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其中的兩個深層次原因是人口增長下行與老齡化，以及城鄉較大的財富和收入差距。
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高度相關
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分別從2003年和1998年從8%的經濟增速掉下來，從1960年和1950年經濟開始高增長計算，分別高增長了43和48年，高增速下來那一年其人均GDP分別是名義匯率12000美元和14000美元。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從8%掉下來時，2011年的人均GDP只有5447美元，掉下來那年相差太大。而且我國經濟高增長時間比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短了10-15年。
這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一是人口增長速度下行和老化。中國2015年時，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了1.05，人口增長率5‰，60歲以上的人口已經到了16 .7%，0到14歲人口下降到了17.7%；美國人口生育率為1.84，增長率為7‰。0到14歲人口比世界平均水平低7個多百分點。我們人口結構中1到44歲人口，比正常情況少了2.17億，其中1到22歲的少了1個多億，23到44歲的少了1個多億。也就是少了1個多億結婚生子、擴大日常消費、租房買車、創業創新的經濟主力人口。
我發現了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高度相關的現象。我的推導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到2 .1以下，如果沒有人均壽命的延長，人口自然增長率將下降，其滯后20年左右后，當年生育的人口要進入工作領域，成為產出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投入要素；而工作獲得收入后，其將變為有收入和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人口。
因此，當這部分人口持續收縮，導致人口增長曲線下行，學術語言為邊際總需求不斷收縮，而原有的生產能力出清總有一個滯后性，所以發生了持續的生產過剩。也即不斷收縮的總需求，對原有的供給能力形成不斷地要求供給也相對收縮的壓力，導致常態性的生產過剩，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要從人口從高增長向低增長轉型長周期中，考慮人口增長邊際下行，形成的邊際總需求不斷先于總供給萎縮，去認識這次經濟下行的內在形成機理。在總需求不斷收縮要求總供給不斷出清的條件下，薩伊定律也失去了成立的條件。實際是市場經濟環境中，生育撫養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越來越高，導致人口的生育率嚴重低于下一代人口對上一代人口平衡替代，發生了嚴重的失衡。是一種市場失效。加上中國實行了生育的行政干預，人口增長速度下行的曲線更陡一些。
另外，從人口結構上講，老年人越多，其收入的消費率就越低，中青年人越多，家族撫養的子女多，收入的消費率就高。而且當生育率在1左右時，老年人遺留給社會的房產、汽車等，又成為相對較多的供給物，使供給更加過剩。從生產成本看，越來越多的養老金，要進入產品的成本，使產品的競爭力也會下降。因而，人口結構老化也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重要原因。我們也構建了揭示其機理的這方面的數理模型。
人口下行導致生產過剩和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我們已經從數據求證，以及以經濟學方法揭示其影響機理，想推翻這一觀點，我認為可能難度較大。
財富收入向上流動集中向國民經濟傳導過剩和增長下行壓力
第二是財富和收入向上流動集中傳導的過剩和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在許多發達國家中，財富和收入向上流動集中是由投資和辦企業、資本集中集聚、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等造成的，但中國比較特殊的是，財富收入向城鎮流動集中，財富收入差距是由城鄉戶籍、土地、不公平的公共服務造成的。中國巨額財富擁有者和中產階段，由從事房地產和投資住宅所形成的比例，要比其他國家高得多。從中國基尼系數的結構看，城鎮居民內部的水平并不高，農村居民內部的水平也不高，可是將兩部分基尼系數合并計算，就高出很多。原因是城鄉收入差距貢獻了中國基尼系數的60%多。
財富收入向上流動集中向國民經濟傳導過剩和增長下行壓力的機理是這樣的。由于資本集中和技術進步，資本越集聚和人力資本越高端，財富收入越向上流動，高財富收入階層收入的邊際投資率高，但是，消費人數相對少，收入的邊際消費率低；而普通階層，特別低財富和收入階層，收入的邊際投資率低，可收入的邊際消費高，但是，財富和收入較不向下流動。循環往復，造成總需求小于總供給，出現生產過剩，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就業機會減少。而中國的主要問題是，農村土地低價向城鎮流動，城鎮土地房產價格暴漲，使財富收入向城鎮房地產商和有房及多套房城鎮居民流動集中，財富溢價很快。而城鎮居民財富收入的邊際投資率高，邊際消費率要比農村居民低，使住宅供給能力和其他生產能力趨強，而農村居民財富收入水平低，雖然其收入邊際消費高，但是，收入水平差距要比城鎮居民大，消費的支付能力不強和不足，結果是中國特有的制造業生產過剩，居住性房地產供給過剩，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對此我也用經濟學的方法推導了一系列模型，揭示其形成的經濟機理，也計算了大量的數據，要從學理和數據統計推翻這一結論，估計也很難。
我做了這樣兩個經濟學研究的工作，即將人口變量因素納入經濟分析，時間上擴張到長周期，用轉型和邊際的分析方法，揭示了人口再生產收縮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擺脫以往宏觀經濟學總量分析的方法，將結構分析納入其中，觀察財富收入向上流動集中，通過不同人群階層的邊際投資率和邊際消費率的不同，傳導給生產能力投資、供給能力形成、總供給水平，與有支付能力總需求間的相互變動，以觀察生產過剩的形成和增長速度的下降。簡而言之，就是將長周期、人口變量、轉型和邊際分析法、結構分析法引入宏觀經濟分析的過程中。結論是：一、中國目前的經濟下行，不是如傳統供給學派認為的總供給方面的問題，而是總需求不足。但是，這種總需求不足，需要從供給側著手，配合少部分需求側的財政政策加以治理。二、不是傳統供給經濟學派說的，簡單肯定和重回薩伊定律，因為市場機制在人口再生產方面的失效，導致人口下行時總需求收縮不斷形成要求供給出清的壓力，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已經失效。
促進供給側經濟結構向有利于就業和增加勞動者收入的方向轉型
治理方案是：首先，供給側為主的經濟政策。一，與傳統供給學派普遍主張減稅政策不同的是，要實施供給側結構性的精準減稅政策。即對就業貢獻率大，勞動者參與率高，可以在創造財富時獲得收入分配的企業，如中小微、勞動密集、能容納更多就業的技術、民營等方面的企業，按照就業和增加值中勞動及人力資本分配比例標準來設計減稅方案。
二，新供給學派的政策工具不排斥需求側的財政政策，但是，原來擴大投資基建的支出，應當向擴大和轉移消費需求的方向調整，如20世紀80年代時基建投資40%轉化為工資，而現在由于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只有15%到20轉化為工資，投資擴大消費需求的作用邊際遞減。因此，在中國，財政應當擴大諸如教育支出等，降低家庭的教育成本，讓進城農民工的子女平等地到城市中就學，減少留守兒童，這就是擴大消費需求，平衡生產過剩的重要方式。
三，中國人口少子化和老年化，生育率已經嚴重偏離平衡再生產的水平，這既是后來市場機制在人口再生產中失效的表現，也是政府干預生育的后果。因此，需要由政府來補救和校正。即擴大財政在托幼等低齡階段公共服務的支出，加大公租房的建設，抑制房價水平，使其與收入水平相適應，以使生育撫養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下降，使人口再生產逐步地恢復到代際平衡的水平上。
其次，因為我們的目的是生產能力平衡過剩，促進供給側經濟結構向有利于就業和增加勞動者收入的方向轉型，需要特別注意的，堅決不能再繼續向著集中集聚等不利于就業和勞動者收入增加的方向調整，更不能向財富收入更嚴重向上流動和集中的方向調整。產業組織結構上，促進中小微企業的發展；要素結構上，促進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所有制結構上，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產業結構上，促進和放開服務業的發展；技術和就業的關系上，促進多增加和擴大就業的企業發展；就業方式上，要促進就業的多樣化，特別寬容和鼓勵非正規就業的發展。
再次，強力推進供給側體制改革。降低交易的體制成本，提高體制運營效率，改善營商環境，創用結構主義思路和途徑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增加就業和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需求，平衡生產過剩，抑制經濟衰退。在發達國家，由于多年順著凱恩斯主義思路安排，政府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也越來越多，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在加強，各種規定和程序在增多，行政體制擴大和強化，辦事效率在下降；而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體制在發育或者完善之中，一些過去實行計劃經濟的轉型國家，管制的色彩較多，體制效率較低。因此，供給側的體制改革，都是其搞活經濟、增加就業、擴大需求的重要內容。
最后，對外經濟推進投資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合作。各國收入水平不同，發展時期不同，人口轉型階段不同，生產供給能力與潛在的消費需求存量和成長性不同。特別是全球南部，是人口增長上行期，生產力水平較低，需求潛力較大，北部人口增長下行，生產能力較強，但是生產過剩和相對需求增長放慢。因此，成本比較優勢、需求成長優勢、人口上行優勢、生產能力優勢、成本比較優勢間需要重新組合。供給與需求，要在全球范圍內平衡。堅持經濟全球化、投資貿易自由便利化不動搖，合作共贏，抑制全球性的衰退和經濟下行。因此，上述思路和對策，是中國解決全球性生產過剩和經濟放緩的新供給側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