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實業的正常貸不到款只能向房地產商借高利貸,而房地產商賺的盆滿缽滿橫行跋扈,做對實體的人進行侮辱。這是一個對目前中國經濟的一個最好隱喻,房地產正在肆意侮辱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反抗了,然后被判無期。
金錢面前,人性赤裸。這幾天,朋友圈被“刺死辱母案”霸屏了。
這起案件涉及到的人物關系大抵如下:
蘇銀霞:女企業家,債務人。
吳學占:地產公司老板,債權人。
杜志浩:11名催債人的領頭者。除了辱罵,他還脫下于歡的鞋子,捂在蘇銀霞的臉上。他還脫下褲子,當著蘇銀霞兒子于歡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蘇銀霞臉上蹭。被刺死者。
于歡:蘇銀霞兒子,因母親被催債人羞辱而刺死催債人杜志浩。
從表層上看,這是做實業的正常貸不到款只能向房地產商借高利貸,而房地產商賺的盆滿缽滿橫行跋扈,做對實體的人進行侮辱。
事實上,真相遠遠沒那么簡單。這是一個對目前中國經濟的一個最好隱喻,房地產正在肆意侮辱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反抗了,然后被判無期。拋開余歡是否屬于正常防衛、當地警察是否存在瀆職行為等焦點之外,讓我們來起底實業家蘇銀霞和地產老板吳學占,看看實業如何慘敗于房地產,并反思背后諸多嚴峻的經濟問題。
從身家數千萬女企業家到“失信執行人”
如果不是因為借了高利貸,被11個催債人用極端的方式侮辱,今年48歲的蘇銀霞在山東冠縣一定是個小有名氣的女企業家。從照片上看,她一頭短發,穿著得體,很有企業家的派頭。
據蘇銀霞的姑姐于秀榮講述,蘇銀霞早年曾養過豬,也曾去新疆軋棉花。這些經歷,都符合一名山東農村婦女的性格,只要能賺錢養家,再臟再累的活都能干。
直到十幾年前,蘇銀霞去南方打工,發現做汽車配件可以賺錢,便回到山東老家,用全部積蓄開廠子,做起了汽車剎車片。
工商注冊的信息顯示,蘇銀霞創辦的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8日。公司注冊資金幾經變更,由最初的518萬元,增長到1億元。
而股東出資信息顯示,蘇銀霞認繳金額為5000萬元,實繳額1780.46萬元。在一個經濟不甚發達的北方縣城,注冊資金達1億元的企業不會太多,而身家數千萬的蘇銀霞在當地知名度也不小。
但如今,蘇銀霞已經三度被法院列入失信人被執行名單。
蘇銀霞創業之初,當時的鋼鐵市場并不算景氣。數據顯示,2009年3月末,國內市場鋼材價格指數97.59,比上年3月末142.31點,下跌44.72,降幅31.42%。不過,山東源大工貿在蘇銀霞的經營下,還是賺了些錢。
當時的蘇銀霞一心想把廠子做大做強,用于秀榮的說法就是:“掙了錢就投進去,掙了錢就投進去”。記者在網上也搜索到,2012年-2013年間,山東源大工貿發布過多條招聘信息,招聘對象從司機、廚師到文員、會計,應有盡有。
另一方面,該公司招收的車工、機械維修、鍛造工,月薪為3000-4500元,這一工資水平在當地并不算低。可見,當時的源大工貿經營狀況良好。
經過擴張,山東源大工貿從一個小作坊成立了公司,并把廠子搬進了當地工業園。在冠縣工業園內,源大工貿占地120畝,有獨立的辦公樓和生產車間。同時,公司年生產軸承鋼坯1萬噸,公司還是“山東西王鋼鐵和石家莊鋼鐵的協議戶,年銷售能力3萬噸”。
蘇銀霞為什么如此熱衷于“掙了錢就投進去”?北京楊大飛律師認為,當時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相對容易,“拿到錢一定不會讓錢閑著”,只能增加生產線,加大基礎設施建設。
“到了2014年,這些貸款基本都已經花光,雖然設備增加了,但是業務市場跟不上,企業利潤率也不高,此時的經營已經開始捉襟見肘了。”楊大飛說。
蘇銀霞的悲劇
在公司擴張過程中,蘇銀霞向銀行借了錢,但償還這些貸款并不容易。為了償還銀行貸款,蘇銀霞只好選擇借高利貸。據報道,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蘇銀霞分兩次向經營投資公司的吳學占借款100萬元和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也是此時,鋼鐵行業由“深秋”步入“寒冬”。從2012年起,鋼材價格連續4年下降,綜合價格指數由81.91點下跌到56.37點,下降幅31.1%。
吳學占何許之人?如果不是22歲的于歡刺殺辱母者,沒有人會注意到吳學占這個地產公司老板。
吳學占是山東冠縣泰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冠縣泰和”)的法定代表人,同時也是當地另一家公司冠縣泰昌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冠縣泰昌”)的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冠縣泰和和冠縣泰昌主營業務都涉及房地產開發、經營、房屋出租和物業管理。
早在2016年4月29日,中國網曾公開稱收到一位讀者來信,該讀者自稱源大工貿老板于西明。信中提到吳學占帶人闖進公司和家里鬧事,并羞辱于西明的妻子與兒子,其描述細節與《南方周末》刊登的《刺死辱母者》文中細節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提到吳學占參與了當地多個項目的重建,其中包括東古城水泵廠的拆遷重建和東古城醫院的重建。中國房地產報記者致電冠縣住建委,詢問冠縣泰和是否參與東城水泵廠和東古城醫院重建項目以及其他拆遷項目,其工作人員以“不清楚”婉拒。
不過,經多方求證,吳學占在冠縣當地確實有不少工程項目,一位接近聊城市公安機關人士將吳學占及其業務模式描述為“農村建筑隊”,稱后者在當地確有一些較小的地產項目。另一位冠縣當地的房地產中介公司老板則告訴中國房地產報記者:“我們經營冠縣當地多個新房和二手房項目,但沒有聽說過冠縣泰和的房產項目。”
另一方面,對于蘇銀霞及她背后的源大工貿而言,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就是根本無力對抗整個行業的頹勢。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數據顯示,2015年,會員鋼鐵企業實現銷售收入2.89萬億元,同比下降19.05%,虧損總額645.34億元,虧損面為50.5%。對于源大工貿這樣的中小企業,經營狀況之難可想而知。
蘇銀霞已無力償還“驢打滾”的高利貸,這也為后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融資難,難于上青天
眾所周知,鋼鐵行業日落西山。早在2015年,鋼鐵就被明確為產能過剩行業,“去產能、去庫存”是行業主題。而對企業而言,融資貴、續貸困難則是常態。
蘇銀霞的遭遇想必很多小老板感同身受——
事實上,中國的金融社會,歷來有廟堂和江湖之分別。以廟堂之高,中小微企業和個人很難跨過那道高高的門檻,通過正規渠道合理合法的解決自己的資金需求。不得已,只得走向江湖。
民間有諺:“有水就有魚”,旺盛的資金需求和監管的缺位必然推動民間借貸收益率水漲船高,催生了廟堂之外的資金波濤洶涌,或者說暗流涌動。從非法集資到放高利貸,參與其中的,從官員、執法者、金融業者、企業主、普通上班族到販夫走卒,整個社會方方面面無不牽涉其中。
高收益必然伴隨高風險,資不抵債、卷款潛逃時有發生,暴力追債必然相伴而生。“辱母殺人案”所爆出的黑社會性質的討債手段,限制自由、人身侮辱甚至毆打傷害,并不是罕見孤例,而是普遍現象,只是這一次于歡被逼急了,拿刀捅了討債者。
試想,如果于歡的母親在資金緊張企業經營困難的時候,能夠順利從正規金融機構貸出款來,她絕對不可能冒著巨大的風險付出超高的成本從民間借錢。
中小企業融資難、貸款難,難于上青天。沒當過老板,很難深刻體會到貸款的酸甜苦辣。如果要是為社會創造財富而去申請企業貸款,那無數表格和各種痛苦,會讓你覺得辦企業好像是在干壞事。如果是炒房去貸款,隨便開個假證明,說自己月薪四萬,銀行會默契的假裝不知道,閉起眼睛放貸。
為什么銀行不肯放款給中小企業?原因很簡單,你的生意不能穩賺錢,銀行不想借給你。貸款100萬元給小民企和貸款一個億給大國企,花費的成本是一樣的,銀行自然沒有心思理會中小企業了。
像蘇銀霞這樣無數的中小民營企業老板,構成了中國實體經濟最真實的寫照。他們很難獲得信貸支持,他們不得不承擔高昂的融資成本,他們兢兢業業經營公司很多年,不如北京的一套房子升值多。
房地產摧毀實體經濟
目前我國的情況是,實體經濟屬于釜底抽薪,因為真正形成中產階級的民營企業們,生活的太困難了。整個市場的資本回報率奇高無比,而實體的回報率低的嚇人。如果生產的回報率還比不上通貨膨脹,生產物品不如屯貨。
而“貨”,在近些年的中國,集中體現在房地產市場。
令人覺得難過的是,同屬于固定資產投資類別的房產和廠房,設備等,他們的命運千差萬別——房產居高不下,一路高歌猛進;而實體經濟相關的廠房,設備,原料和急需改進的技術投入卻顯得那么的凋敝。都不值錢,都不如地皮值錢。新三板公司賣一套房扭虧為盈的新聞真的讓人毛骨悚然,可是眾人只是唏噓,苦笑房價太高。
之前,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個可悲的勵志創業故事。
一個深圳商人,10年前,以80萬元的總價賣掉了一套自己在南山的大房子,還掉銀行貸款后,手拿著剩下的60萬元去創業。經過這幾年努力,白手起家的公司終于開始走上了正軌。辛苦打拼到去年,終于賺到了400多萬元純利潤。元旦前,他用這些錢做首付,把自己當初賣掉的那套房子又買回來了。
但房地產經濟有個最大的惡果,就是利潤由寡頭分享,其他人很慘。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房地產已經占領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2016年中國GDP突破70萬億,其中全國賣地收入是3.7萬億。在房價構成中,地價約占30%,也就是說房地產創造了11.1萬億GDP,再加上中介,裝修,家電家具,估計30%的GDP直接由房價而來。另外,3.7萬億的賣地收入,又拉動了鐵公雞,杠桿率至少是3倍,又是15%GDP。一賬算下來,房地產投資在GDP的占比超過45%。
實業是一切行業之母。但現在,實體滯漲,樓市狂歡。該怎么辦呢?
中國經濟下一步何去何從?
中國經濟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刻了,現在走的每一步都會對未來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
上一次類似情況是1998年。98年國企大下崗之前,當時有兩個可能,一是繼續印鈔維持那些沒有競爭力的國企,二是不再輸血,國企員工下崗。朱總理沒有選擇印鈔,是真正的調結構,但得罪了太多太多的人。朱總理的改革是真刀真槍,觸動靈魂的。國企幾千萬人真就下崗了,北海和海南的房地產泡沫真的就破了,精簡機構真的就減下來了,真的入世了,匯率真的改了,價格雙軌制真的取消了。幾刀下去,刀刀見紅。朱總理的改革雖然讓很多人利益受損,但是中國經濟一下子就起來了。
1993年,朱總理讓海南房地產,一夜崩盤,得罪了多少權貴,他心里承擔了多少壓力。這個民族之所以有希望,就是還有幾個這樣的人。
回顧這起案件,秦小明在《刺死辱母背后的中國:泡沫的狂歡與實體的凋敝》中指出——
“我們不需要更高的泡沫,不需要更繁榮的金融,我們也不需要二十萬一平米的房子。
我們需要的是,中國的錢,可以真正地流到那些可以用它們來創造價值的地方去,流到那些能讓我們的人民多一點尊嚴少一點無奈的地方去,流到那些可以消除貧困和丑陋人性的地方去。”
最后,筆者想說的是,沒有實體經濟的國家是外強中干的,是虛胖,不是strong。
“Made In China”還得繼續,中國的實業才是中國經濟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