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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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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農村娃的城市化
時間:2017-02-21 22:24:10  來源:城市化雜志  作者:李迪華 

  李迪華: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城市可持續發展專委會專家顧問

  童年:在偏遠山村中自由生長

  我1967年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最南邊,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紫荊山腳下壩塘沖。家鄉屬于望山不走山的淺山丘陵地區,“沖”是對當地地形和百姓生活的形象描繪。孩提的最早記憶是坐在舅舅肩上,大年初二沿著彎曲的鄉間小徑去外婆家拜年。這樣的記憶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變得豐富起來——原來是舅舅背著我走過那條泥濘小路伴我上小學。早春時節,撐著雨傘艱難地走在這條路上,往往人走了,雨鞋留在泥里了,于是一手拎著鞋,光著腳丫走回家里。到了家,全身都是泥漿,書包里的書濕透了。晚上覆滿泥漿的衣服和濘濕的課本一起在柴灰火籠上烘干,第二天早上拍去衣服上的泥再穿上,烘干的書再裝進書包,又上學去了。

  外婆有5個女兒、1個兒子。小姨出嫁和舅舅成家時我已懂事。每年正月初二去外婆家拜年是姨表親們的大聚會。初二一大早,舅舅會由遠及近出入相鄰的沖里,把我們這些外甥們接到外婆家。我們姨表兄弟姊妹有16人,滿滿當當兩桌。外祖父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大廚,飯菜自然做的是一流的好吃。所以,兒時的記憶充滿了盼著去外婆家拜年的憧憬。現在姨表親們見面,提及最多的話題也是在外婆家吃紅燒肉和扣肉,只是現在無論我們自己還是我們的孩子,都沒有了當年的胃口和為了多吃一塊肉大打出手的情景。

  紫荊學校,我上的第一個學校,是我11歲前見過的唯一的兩層樓房,一棟典雅的白墻青瓦四合院建筑,天井里有兩棵巨大的羅漢松。十多年前因為學校合并,這棟曾經是當地標志的百年老建筑棄用失修,后來被拆了。我曾尋訪了很多人,希望找到一張照片,搞清楚這個學校的歷史,然而獲得的信息寥寥,只知道是解放前胡姓地主建的。老人們回憶,土改時斗地主,當地人不忍心,將枸骨葉上的尖刺剪掉才打他,他還是不堪其辱吞金自盡了。他的后人現多僑居國外,近年回家探訪過。在我家直線距離一公里范圍內,除我以外,還有兩位鄰居孩子畢業于北京大學。在這個方圓30公里至今找不到一個工廠煙囪的偏僻山村,想找一個家庭沒有大學畢業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現在每次回家探望父母,路過紫荊學校舊址、胡姓老宅舊址,我都心存感激進而陡生凄愴。

  從煤油燈到電燈,是我兒時最深刻記憶之一。1970年代,老家爆發了一場“毀林開荒”運動。農閑時,全村男女老少還有城里來的支援,把漫山遍野的樹木砍掉、樹蔸子挖掉,然后在光禿禿的紅土嶺上種上杉樹和梓樹。人工種植的小樹還沒有長起來,漫山遍野就地已經長出了一種叫山蒼子(Litsea cubeba)的樹。山蒼子油是特別常見的清涼油、萬精油的主要成分,當時據說是非常重要的航空燃料。采山蒼子和熬山蒼子油成為“大隊”(文革前公社下面的行政單位,相當于今天的行政村)一項重要的“副業”收入來源。“大隊”因為有基本固定副業收入,于是建起了柴油發電站。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家家戶戶已經用上了電。和鄰村相比,我們村每個工分價要高出數倍。有電后,收入更高了,這讓村里大哥們娶回來的新媳婦都遠近聞名得漂亮。

  那時,沒有公開的農貿市場,私下的農貿交易卻一直沒有間斷過。距離我家公路10公里外的涓水盆地,常年缺少柴火燃料和生產用的木柴與楠竹。往涓水盆地集市送貨是沖里很重要的事情。農閑時,早上3點前,結伴出發挑一擔干樹蔸子、扛一根杉木或者一段楠竹,到花石街上(花石鎮,一個漢代文獻就有記載的古鎮、古集市,附近還留下了“漢城橋”古跡)賣掉,能賺4元錢左右,相當于4個工、一個壯年勞動力兩天的收入。暑期結束前,我也會跟大人一起背一段竹子或者挑兩個樹蔸子,最多時一次賺過1元錢,一般都是七八角錢。所有這些交易都要在天亮前完成,感覺那時人很好,都是一口價,沒有人有過被殺價的記憶。把東西賣掉之后,到街角包子鋪買個兩分錢的紅糖包子或者5分錢的肉包子,一邊吃著一邊走路回家;記得有一次,我還被包子里流出來的糖把嘴燙出泡。

  盡管我從沒有玩過一件來自商店里的玩具,可是記憶中男孩子著迷的“槍”就有麥稈槍、禾桿槍、竹唧筒、帶機關的木頭手槍、自行車輻條手槍、沖鋒槍式樣駑、竹弓箭、木弓箭,當然少不了各種自制的彈弓;除了在宣傳畫上沒有見過真正的氣球,雞嗉囊或者是豬膀胱是我玩過的第一只氣球;由于經常和小伙伴們一起比賽爬竹子,讓我上初中后一直是爬竿冠軍;在高高的楠竹稍上將竹枝編一個搖籃,就可以在半空中或坐或躺盡情搖擺彈起落下,今天的游樂園的樂趣亦不過如此吧。
我在這里自由地成長,度過了今天的孩子們完全無法想象的童年。

  鄉村:讓我受益匪淺的百科全書

  兒時記憶幾乎沒有零食的概念,這并不意味著沒有“飽過口福”,直到今日我還可以一口氣數出那時吃過的十幾種各家種的野果,春有薔薇嫩莖、桑葚;夏有酸模嫩莖、多種樹莓、李、桃、無花果、五味子;入秋后有各種梨,殼斗科植物的果好多種“栗子”,如錐栗、苦珠、板栗、圓錐栗,烏飯樹果、牛奶子、木通果、獼猴桃、野酸棗;入冬后有糖罐子、鳥柿子;地下有百合、野白薯、思茅根;春夏秋不同季節有各種蘑菇,能夠添加到糯米粉里做成各種粑粑的植物嫩芽、花蕾……真是數不勝數。

  祖父的傷科草藥頗有點名聲,他有自己的草藥園。我從小就喜歡跟著爺爺屁股后面跑,爺爺有“百草都是藥”的用藥理念,我從那時起認識的植物遠不止園中那十幾種草藥,眼中一草一木都被賦予特殊的生命含義。這個經歷后來在關鍵時刻讓我受益匪淺,因為認識植物,大學基礎課程《植物學》幾乎考滿分,饒有興致地認識200多種植物(課程要求認識100種),深得植物課周樸華老師信任。1989年夏天,大學畢業分配普遍要求必須下基層,我卻得以留校任教,與時任教務長的周老師的舉薦有很大關系。

  1978年8月,11歲的我隨父親進城讀書,生命的旅行距離也從10公里進入到50公里的范圍!盡管直至此時離開老家,我沒有讀過什么課外書籍,但一本關于鄉村的百科全書卻一直在影響著我的思考、生活與事業。讓我慚愧的是,這時的我只會講普通話,不會講家鄉話。那時五六歲的孩童都要學會一件農活——扯秧,我手拙,怎么都學不會打活結,有人拿到我捆的打死結的秧就高聲罵臟話。祖父說“迪伢子(我的昵稱)天生不是干農活的”,把我拉回家,過了好幾年我才重新參加扯秧栽秧勞動。雖然地里的活干得不好,家里的活諸如挑水、扯豬草、拾狗糞(那時珍貴肥料)、砍柴、做一家人的飯菜,我還是上手的。

  讀書:實現我的城市化

  1978年8月,父親把我帶到城里,從鄉村到湘潭東站鐵路子弟學校入學,需要參加插班考試。我語文成績考得還好,由于我尚未學過數學,因此只得了20多分,學校讓我降級學習,但我寧愿回老家也不肯降級,于是同意我試讀。邊讀邊自學,到學期中,我的成績就趕上去了。

  第二年,我已經在計算著參加初中升學考試了,父親卻突然把我轉學到河西月塘小學,寄住在堂叔家里。嬸嬸是這個學校的校長,一位聲望頗好的數學老師。叔叔和父親共曾祖父,叔叔的父親和我的祖父在眾多堂兄弟中關系最好,兩家交往甚密。我的初中升學考試成績幾乎滿分,按成績可以上當地最好的學校——湘潭市第一中學,但卻因為農村戶口而落空,退而求其次上了口碑還不錯的湘潭市第四中學,繼續寄居在叔叔家。

  1980年秋,我轉學到離家較近的湘潭市第七中學。七中在外名氣不如四中,師資卻非常不錯,校風也很好,聚集了一群很好學的學生,我有種如魚得水的感覺。兩年后參加中考,我和另外兩位同學的成績都達到了湘潭市第一中學的分數線,由于高中被要求淡化重點中學,分片就近錄取,我再次與一中無緣。在初中老師和學校領導的慰留下,我們一干同學決定繼續在七中就讀。

  父親反復考慮后,認為老家湘潭縣第四中學的口碑和高考升學率不錯,而且高中只讀兩年。憑借湘潭市中考的優異成績,我輾轉拿到了湘潭縣第四中學的錄取通知書。今天的四中,仍然是一所“鄉村寄宿學校”,出了校門就是山林和農田,距離最近的集鎮有3公里。這種相對的孤立和封閉,給了師生非常獨特的教學環境與交流機會。在這里,我遇到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挨過批斗、剛剛恢復工作和榮譽的老教師,他們重新煥發青春,言傳身教,非常感染人。我后來把教書當作人生第一選擇,就與他們中的一位、我的班主任周佑瑜老師對我的影響有很大關系。

  四中的兩年,我的意外收獲是學會了講家鄉話。1980年春,我到四中時,全家人已經搬到湘潭城里,只留下奶奶一人在老家。只要天氣合適,我每周都會回去和奶奶住一個晚上,聽她講以前從爺爺那里不知聽過多少次的家族故事,于是自然而然地學會了講家鄉話。每個月,我要從家里扛36斤大米交給學校食堂。從學校到家大概14公里,那時沒有公交車,只能步行往返。每周六午餐后,全體同學像是有人指揮似的,排著長隊熙熙攘攘走向校門,出了校園,隊伍分為3列,很快就消失在公路上、田野中。

  1984年高中學制從兩年改三年,我懷著試一試的想法參加了高考。由于離本科線差幾分,我復讀了一年。1985年再次參加高考,我被湖南農學院錄取。這讓父親頗有些惱怒,因為那時上大學還有強烈的“跳農門”觀念。他非常期待我能夠上長沙鐵道學院,而我選擇填報了“土壤與農業化學”(入學后更名為土壤與植物營養專業)。一方面,這是從字面上讓我非常感興趣的專業,另外一重想法是,那時就讀農業院校可以享受國家助學金,可以少向家里要錢。

  1989年,我畢業留校在農學系土壤教研室工作,算是在城里有了穩定工作,我個人的城市化告一段落。

  尾聲:一起在路上

  1992年考到北京大學讀研究生,1995年7月研究生畢業再一次留校任教。1999年初,我在北京成家,不久后有了自己的住房。夫人戶口在江蘇,按照當時的政策,她的戶口可以很方便地遷到北京,但我倆堅信中國的戶籍政策一定會改變,就沒有去辦理戶口遷移。2000年孩子出生,他的出生證成為一個新的歷史“標本”——出生地北京,籍貫湖南,戶籍江蘇。孩子懂事后,笑稱自己是“江湖山人”(孩子外祖父山東人)。2005年秋,孩子要上小學了。我們決定“屈服”,將母子二人的戶口正式遷到北京。至此,我們一家三口在戶口本上實現了“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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