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如果楊仁旺愿意，2004年從北京大學畢業時，他完全可以順利在京落戶，按部就班地評職稱、買車、買房，為孩子落好北京戶口，成為家鄉人羨慕的“北京人”。
一切都被他的“理想”打亂了。20歲出頭的楊仁旺北大畢業后返回江西老家的中學執教。他錯過了也許是唯一一次得到北京戶口的機會。
后來，他再次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回到北京的中學任教。不在乎戶口的“后遺癥”正在這個年輕人身上逐漸顯現：買車，買房，送孩子上學，都因沒有北京戶口波折重重。
自2013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中國持續多年的戶籍制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松動，一些小城市的落戶門檻已經取消，但在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進入門檻正在提高。
到2016年，31個省級行政區全部宣布取消農業戶口，“城里人”和“鄉下人”壁壘分明的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201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對中小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開”“有序放開”，同時考慮到特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很大”，“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今天，很多正在求職的應屆畢業生發現，拿北京戶口更難了。楊仁旺的學弟伍聲是今年即將從北大畢業的碩士。他畢業班的同學時常談起，北京戶口一年比一年難拿，大家常會感嘆，哪怕早畢業一年，對于拿戶口來說，都有很大優勢。
這些到處打探消息的畢業生注意到，有的單位前一年還承諾能為所有新入職應屆生解決北京戶口，后一年招聘時就變成了“條件優秀者可以解決北京戶口”。
伍聲一度表示，即便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只要能解決北京戶口，他“什么工作都能接受”。
稀缺
曾在弱冠之年為理想而放棄落戶機會的楊仁旺，當年并沒有想到，有一天北京戶口會變得如此稀缺。
他畢業那年，沒有聽到什么政策說要限制北京人口，求職者對戶口的得失心也沒有那么強。
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總隊負責人曾介紹，北京地區用人單位接收應屆高校畢業生戶口進京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市屬單位接收的學生，由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審批；另一個是中央在京單位、直屬機構、企業接收的學生，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審批。
2014年北京市兩會期間舉辦的“推進首都改革發展”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應屆畢業生進京數量的高峰年是2005年，約有兩萬人。此后北京開始調整應屆生進京數量，2008年起降至每年1.5萬人，2010年起則降至每年一萬人。到2014年，上限仍是一萬人，但《北京日報》援引北京市人社局負責人的說法稱，之后會呈逐步趨緊態勢。
這一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為年度主要任務之一。
也是在這一年，2014年，公安部副部長黃明就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答記者問時提到：“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這個政策導向是非常明確的。”
在北京日益收緊的戶口指標面前，近年發生的多起“倒賣戶口”案件中，北大、清華等名校畢業的“買家”頻頻出現在涉事名單中。
伍聲的一位同班女生建立了500人的求職群。對群里的多數人來說，“戶口是核心焦慮”。
他們的擔心不僅源于人口總量的壓縮，也源于“結構”的調整。在2015年就業工作座談會上，北京市人社局就業促進處處長劉小軍說，為促進實現北京市“以業控人”的人口調控目標，針對部分行業的新增崗位，北京市將鼓勵用人單位更多吸納北京戶籍的勞動者就業。
“京黨碩男”，即北京生源、中共黨員、碩士學歷和性別為男，更容易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是流行在應屆生圈子里的求職規律。能解決北京戶口，也是一份工作“更好”的題中之意。
在求職時，除第一條外全都符合的伍聲本應更有信心。可是，當他和幾個條件比他優秀的同班同學甚至常常連簡歷都沒通過篩選時，他感到“自卑、恐慌、糾結”。
以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人口規模控制早已存在。2005年，國務院同意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中確定：2020年北京市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在短短四年后，這一目標即已失守。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數量達到1860萬。
新的目標是：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量將控制在2300萬人。而今，留給北京市人口增長的空間僅有不到130萬人。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曾公開解釋，人口控制在“2300萬”以內，這個數字主要是根據北京水資源的承載力算出來的。他說，北京現在每年的用水缺口是15億立方米。這個數字接近北京最大的飲用水源供應地密云水庫庫容的40%。
關于北京市控制人口的政策，2014年北京市兩會期間，《北京日報》記錄過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陳剛算的一筆賬。
“到底北京應該發展多少人口，可能發展到多少人口，本身存在很大的爭議。有人說目前就是極限，有人說還能發展，還有人說你能控制住嗎？”他說。
他這樣算賬：2014年之前的10年間，北京平均每年增加63萬人。對比倫敦、紐約、東京，北京的速度是它們的5到10倍。如果這樣的增速繼續，意味著10年后北京需要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1.3億平方米住房，要增加交通出行550萬人次，“相當于整個倫敦現在的全部出行量”；每年要增加6億立方米水的消耗，相當于南水北調進京水量的一半……
“不說它合理不合理，可能不可能，就是如果我們現在不有所作為的話，這個代價能不能承擔？”陳剛反問。
影響
當楊仁旺回到江西老家時，他頂著父親要跟他斷絕關系的壓力，眼里只有他的教育理想。
他希望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公民意識。可在家鄉，孩子們為應付考試疲于奔命。楊仁旺想講自己設計的課程，連最基本的課時都無法保障。
他不想再成為應試的工具。2006年回到北京后，他的課終于有屬于自己的固定課時和一群有精力去實踐的學生。課堂的形式很像大學，他會布置給學生一些題目，比如調研菜市場的社會階層。這些中學生視野開闊，會在指導下閱讀文獻、設計問卷，實地觀察、訪談，最后進行小組匯報，并形成書面報告。
“目前，想實現我的夢想，可能是要待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楊仁旺說。
但在組成家庭后，從不關心戶口的楊仁旺，卻被現實一次次提醒著。錯過了北京戶口，意味著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沒有戶口的他，買房要提供連續繳納5年社保的證明，買車需要提供暫住證，暫住證卻要定期續辦，等到換發居住證時，他要零點去排隊，在寒風中等待了整整8個小時……
正在長大的兩個孩子，更不斷提醒著楊仁旺戶口的重要性。非京籍的孩子在中考后不能進入公辦高中，京籍孩子高考時被北大、清華等頂尖高校錄取的機會更高。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陸銘對記者說，戶口對年輕人影響很大。直接影響是在城市獲得就業崗位和公共服務的一些待遇的差別。比如，廉租房只針對本地戶籍人口，比如外地人的孩子在京滬受教育待遇不平等，甚至網約車資格也要本地戶籍才能開。
他認為，這些做法對一線城市的一個威脅在于，可能會失去有創新活力的群體。任何行業和職業都是金字塔，年輕人是金字塔的底座。“沒能讓年輕人留下，底座就沒有了。高端的人哪來呢？”
“我們的城市總是有一種掐尖兒的思維。我們總希望有麥當娜，不希望有年輕時期的麥當娜——她可能是個住地下室的窮人。”他說。
對于執著于戶口的求職者而言，戶口最大的用處，就是可以避免孩子入學時遇到的這些麻煩。
一位2015年畢業、現就職于某政策性銀行的男生總結了身邊人熱衷戶口的主要理由：“人云亦云，這個影響還是蠻大的，前輩們都說要拿戶口，不明覺厲；買房、小孩上學、中高考這些，還是很現實的；對于未知的恐懼，雖然拿了暫時也沒啥用，但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另一位年輕人則認為，從長遠來看，戶口制度是“肯定會終結的”。問題在于，“也許10年戶口就消失了，但是8年后你的孩子就要上學了。”因此，戶口對大家來說是基于現實的可選項之一，“戶口，對大多數人而言，就是個綁架了太多其他價值可選項的身份證明”。
“中國未來的趨勢，不斷放松戶籍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制約，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增加社會公平性。”陸銘說。不過，也有人回應：前提是超大城市的人口負載能夠承受。
選擇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教授觀察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對人口的控制，已使人才開始更多地流向杭州、深圳、長沙、武漢等大城市。
他認為，“上海連續多年GDP占全國比重的下降、全國三大科學獎獲獎數以及重要專利數的落伍等，恐怕與上海長期以來的人口控制不無關系”。
北京市教委發布的《2016年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指出，截至2016年10月31日，北京地區高校已就業的京外生源畢業生，有半數以上離開了北京。
陸銘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幾管齊下，科學規劃未來人口數量，增加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供給數量，改善供給質量；充分利用管理和技術的手段緩解城市目前存在的問題。
這些學者仍在思考的問題，在楊仁旺的生活里已經暫時不再成為問題了。他看中了昌平一家家庭式學堂，大兒子已經被他送去了那里的幼兒園，并將在那里繼續讀小學、初中乃至高中。
楊仁旺與戶口問題會時不時地相遇，但他的目光從不被戶口牽引著。“如果你把自己的安全感就寄托在那個戶口上面的話，那相當于是無視了很多可能性，把自己的人生局限在那個很小很小的范圍里面。”
對于伍聲這樣，在戶口極難拿、戶口很重要的氣氛里浸淫了6年的人來說，擺脫戶口的框定并不容易。
在這讀了6年書，他可以準確地知道，這是他實現職業夢想最好的地方，也是畢業后讓他在物質上可能最匱乏的地方。而戶口，不過是在這里生活的一塊敲門磚。
2016年年底前，伍聲終于找到了一份能解決北京戶口的事業單位的工作。
去年11月，北京霧霾正濃。患有過敏性支氣管炎、過敏性結膜炎等五種呼吸系統和眼部疾病的伍聲，去朝陽區某國際小學主持活動。到學校時才發現，這所小學里有一個封閉的罩子，內部是不被霧霾侵擾的空氣系統。
這所學校每年的學費超過20萬元。那一刻伍聲突然覺得，“有資本才有更多選擇，比戶口能給我的更多”。
伍聲的腦海里無數次出現這個畫面：如果留在北京，按照有戶口的這家單位的月薪水平，“也許30歲時，我還在租個次臥或者一居，爸媽來了，他們睡床，我睡地上”。
他最終選擇了這樣的路：他拒絕了那家事業單位，準備接受外地的一份工作。“在我感興趣的領域內，按照狀態和常理，我兢兢業業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生活。比起戶口把我拴著，再掏空家里的老底兒在燕郊買個房子，我沒辦法，只能離開。”
他說：“我應該不會留在北京，除非發生奇跡。” (應采訪對象要求，伍聲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