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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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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黨委或政府“一把手”將有一個新頭銜：“總河長”。根據1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在部分省區市近十年實踐基礎上，各級黨政主要領導負責制的“河長制”將在全國推行。
黨政首長負責，像抓糧食安全一樣抓水安全
“我就是一名自封的河長!”這是電影《河長》一句臺詞。
以2007年太湖水危機為題材的這部電影，被稱為“中國首部水危機主題電影”。演員呂良偉、周顯欣、牛犇主演的這部故事片，使“河長制”為更多人所知。
2007年5月，太湖藍藻大面積爆發，水源惡化，市民搶購純凈水。河道久無清淤、企業違法排污、農業面源污染嚴重……水污染，望聞問切，赤橙黃綠，臭不可聞，是癥狀，“病因”千頭萬緒，歸根到底是權責不清晰、考核不具體、獎懲不精確。
這年8月，無錫市印發《無錫市河（湖、庫、蕩、氿）斷面水質控制目標及考核辦法（試行）》，將河流斷面水質檢測結果納入各市縣區黨政主要負責人政績考核內容，各市縣區不按期報告或拒報、謊報水質檢測結果的，按有關規定追究責任。
2008年6月，江蘇在太湖流域推廣“河長制”：每條河由省市兩級領導共同擔任“河長”。各級黨政主要負責人是河流管護第一責任人。效果立竿見影。太湖主要入湖河流之一的太滆南運河長期受污染問題困擾。江蘇省和宜興市兩級“河長”實地督查污染源、排污口，河流水質，沿河生態得到較大恢復。2011年至2016年，79個“河長制”管理斷面水質綜合判定達標率基本維持在70%以上。
此后，北到松花江流域，南至滇池，“河長制”走向全國。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海南8省市全境推行“河長制”，16個省區市部分實行“河長制”。
“河長制”邁出從“部門制”向“首長制”關鍵一步。就像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市長負責制一樣，“河長制”可以說是“水缸子”首長負責制。“黨政同責，首長負責，像抓糧食安全一樣抓水安全，就一定能夠做到。”水利部水利水電規劃設計總院副院長李原園對記者說。
管護機制創新，實現河暢、水清、岸綠、景美
“河長制核心是黨政首長負責制，破除體制頑疾，改變‘環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的尷尬。”江西靖安縣水務局局長王仕欽認為。
河流水環境好壞，表象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治水靠一個部門單打獨斗不行，必須統籌上下游、左右岸系統治理。“以前九龍治水，有矛盾的時候可能會因為溝通缺失，導致問題擱置。現在出現問題可以通過河長來協調、調度和監督。”江西省河長辦公室主任、水利廳廳長羅小云說。
縱向上，省級主要領導、市委書記市長、區委書記區長、鎮委書記鎮長、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各級“河長”形成治水“首長責任鏈”；橫向上，發展改革、財稅、水利、國土、農業、交通、環保、經貿、住建、工商、公安乃至監察組織人事部門各有分工、各具使命。限制向河湖排污、防治水體污染，嚴禁侵占河岸、亂采亂挖，河長制不僅負責河流“水質達標”，更是管好整個河流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
人們常說：“水無常勢。”水流動不居，無法按行政區劃切割。“河長制”另一個特征就是上下游、左右岸“共治”。
“過去這里養了兩萬多頭豬，污染物直排，水面泡沫翻騰。如今劣五類水質已經全部變為二類水標準。”浙江衢州龍游縣委書記劉根宏履新第二天，就來到了錢塘江源頭衢江附近認河、巡河。近日浙江衢州市5個縣市區主要領導集中到任，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認河、巡河，簽訂河長履職承諾書，立下軍令狀，挑起河長擔子。衢州是浙江生態屏障，地處錢塘江源頭，“五水共治確保一江清水送下游”被視為政治責任。
作為重要入海口，天津河流水系眾多，長期以來河道管理責任不清、職責不明，加上近年來水少、水臟、水流不暢、水污染現象逐漸增加。為徹底解決問題，天津市實行區、鎮、村三級河長制，明確要求每一級河長都由行政主管領導來當。過去的階段式治理，變成了常規的行政行為。
為推動“河長”主動去管，天津制定了考核辦法及細則。對河道截污治污、水質和水面環境、堤岸綠化、長效管理機制四方面進行考核，按照“月考”成績由市水務局進行排名，不僅要定期向媒體“曬成績單”，還“以獎代補”，按成績分檔給予補貼。推行“河長制”三年來，有效遏制亂占亂建、亂圍亂堵、亂采亂挖、亂倒亂排等現象，天津市水質異常河道從211公里下降到34公里，環境衛生不達標河道從53公里變為全部達標，綜合考評優秀河道從620公里提高到2274公里，很多河流逐步實現河暢、水清、岸綠、景美。
億萬河長在民間，全社會共建生態文明
2016年“保護母親湖——‘市民河長’在行動”市民河長聘任儀式12月3日在昆明舉行。36個團體、企業被授予“市民河長”單位，張家強、顧中國等市民被授予“市民河長”個人。企業家表示，將以身作則，發展節水低碳經濟，當護水帶頭人，對違法行為進行監督并及時反饋巡河發現的問題。
有人形象地說：“河長制”，就是把“請領導下河游泳”的邀請對象，從局長升格為書記市長。其實真正的變化和長久影響，比“請更高級領導下河”深刻、深遠得多。從“河長制”到“河長治”，要靠全社會參與。
在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漕橋河試點聘任的“民間河長”村民郭銀生、楊錫良，已對漕橋河及其周邊河道履責近半年。為保證民間河長開展工作，武進區建立了相關機制，把官方河長與民間河長工作銜接起來：民間河長上報問題或意見建議，官方河長要及時交辦、督促責任單位回應；邀請民間河長參加治理太湖工作會議、規劃方案編制會等。在實行河長制同時，福州也公開招募“百姓河長”。
李學英是天津一位普通市民，但她打一個電話就可能對河長們造成壓力。3年前，李學英在當地媒體上看到天津正在推行河長制并且招聘義務監督員。她便報了名。“我很欣慰，我提出的問題有人管。”李學英說，“有一次我反映了一處排污口，政府很快就把它堵上了。”
目前，天津有這樣的義務監督員407位，他們是社會監督的重要力量。而社會監督最終占到河長考核的10%。
河清，關鍵之一在岸凈，在生活垃圾治理。基層群眾是源頭治理、垃圾分類的主力軍。廣大農村婦女，堪稱千萬個“河長嫂”。目前浙江衢州已經累計開展垃圾分類村級專題培訓2841次，發放宣傳用品16800冊（套），16670名巾幗志愿者為43萬家庭主婦入戶指導分類實踐。
“以前沒人管，大家你扔我也扔。現在鎮長、村長沒事就會來走走，保潔員每天下河打撈垃圾，大家也不好意思再亂扔亂排了。”江西靖安縣水務局局長王仕欽感慨，“河長制”在江西推行1年，不僅使河流回到最初的模樣，還影響到所有臨河而居的百姓人家。村里人不僅開始約束自己和家人行為，碰到陌生人向河道扔垃圾也會主動制止。
黨政首長領銜的“河長制”，正在與成千上萬“民間河長”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互推互促格局。社會公眾的力量在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