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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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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林：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創新與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作為全球供應鏈上十分重要的一環，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地區（包括東莞、中山、佛山、廣州等地區）被稱之為“世界工廠”。根據中國海關數據統計，2015年整個珠三角地區的商品貿易進出口總額已接近1萬億美元，占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26%，由此也說明珠三角地區參與全球分工的程度和經濟國際化程度之高。在這個背景之下，該區形成的潮汐型勞動力市場也成為值得關注的特別現象。
一、珠三角經濟運行對勞動力需求的潮汐型特征
珠三角地區對全球貿易供應鏈具有巨大影響，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就有形象地比喻稱“107公路”（107號國道是連接深圳、東莞、廣州的一條重要通道，國道的兩邊密布著大量的工業區，這些工業區中的絕大部分都是面向全球的制造型加工企業）塞車，全球的商品價格就會出現波動，可見珠三角與全球經濟運行間聯系的密切。隨著經濟和貿易全球化程度的深化，特別是金磚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之間貿易的發展，使珠三角地區對外貿易的對象從最初的歐美市場逐漸轉為面向全球市場。在這一大格局下，珠三角地區的全球化生產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特別是季節性與周期性。例如，圣誕節和元旦新年是全球性的節日，由節日市場的拉動就形成了7—10月的生產高峰期。再如，個人手持電子產品年年推出新款，國際性廠商在全球統一發售時，需要準備大量的現貨，因此要求代工廠商在短期內進行高強度生產，而一旦早期的銷售高峰過后，對生產能力的需求就會大幅下降。在全球化逐漸深化的過程中，這種季節性、周期性越來越明顯，生產的波動也就越來越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貿易的利潤十分豐厚，大多數情況下單個工廠內部就能夠消化國際訂單，因此，能夠儲備強大的生產能力應付生產高峰期的到來，當需求下降時，也有實力應付生產能力降下來。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尤其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隨著國際貿易競爭的加劇，傳統離岸生產方式的利潤不斷下降，單個工廠很難應對周期性、波動性的生產。此時，匹配和適應周期性、季節性的生產方式的潮汐型勞動力市場就應運而生。
二、企業層面的潮汐型勞動力流動
潮汐型勞動力市場這一名稱是相對企業層面的生產方式而言的，從企業的角度看，以國際貿易為主的大中型企業全年雇傭的工人數量存在明顯的波峰和波谷，企業所雇傭工人的全年流動率甚至超過100%，在100%—150%間波動，有時甚至會出現工人在一間工廠只工作兩三個月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人的流動原因并不是工廠因訂單減少而解雇員工，而是這些工人自動離職。在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雖然它帶有某種違規的成份，但這種制度卻很好地適應了珠三角地區在全球化背景下作為“世界工廠”的生產方式。
三、潮汐型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制度原因
潮汐型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企業層面上看，與外貿型企業普遍推行與產量掛鉤的工資制度相關。這種工資制度是工業領域對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推行的農民收益與農作物產量掛鉤的承包責任制經驗的一種借鑒。這種工資制度的結構設計方式是基本工資+計件工資，基本工資通常就是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如果有些生產環節不適合計件，例如流水線上的班組作業，就不能按計件工資計算，就按基本工資+加班工資來計算。這樣的安排使工人對企業的訂單數量和訂單交付時間非常敏感，因為如果企業的訂單不充足，交付時間不迫切，那么在這樣的工廠工作就意味著工人的收入只能獲得比最低工資略高的收入，因此工人當然更愿意尋找有更多產量和加班數量的企業去就業。
從政府層面上看，地方政府在執行勞動法規上也有彈性處理。2008年中國頒布了新的《勞動法》之后，法律對企業員工的勞動保障變得嚴格起來。但在法律執行過程中，對于確實存在的一些過高過嚴的問題，地方政府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又有一些彈性的操作。這種彈性處理體現在多個方面：一是《勞動法》要求為每個員工繳納社保，但對新入職員工初次繳納的時間則有一定彈性，《勞動法》規定的時間是在一個月以內，但有的企業在為工人繳納社保時會分階段購買，工人試用期間先購買勞動傷害險，一旦工人在期間出現勞動傷害事故，就會得到一定的賠償。養老和住房公積金則會分階段推后時間購買；二是當企業繳納社保的人數占到員工規模的70%時，即被法律視為合格、合規。只要員工不投訴，法律就不會追究企業的責任；三是主動調低企業為員工個人繳納社保金的比例。
從全國層面上看，全國性的城鄉制度安排為農民工在城鄉間流動提供了選擇。農民工來到城市就業后，有加入城市社保體系和農村保障體系的雙重選擇。農民工往往更加追求“即期收入”，因為在城市繳納社保意味著他們要將一部分收入放到未來去使用、消費。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些企業與農民工之間會達成了一種默契，企業可以增加他們的即期收入而不用為工人繳納社保。這就使束縛工人流動的制度限制大為降低，為工人在不同企業和不同地區的流動提供了最大化的靈活性。
四、城中村：潮汐型勞動力市場的生活聚落
農民工在市場中工作首先需要居住、生活的空間，這就與城中村產生了密切的聯系。以位于深圳市郊區的甘坑村的演變為例，這里毗鄰秀峰工業城，在工業化初期，甘坑村的村民在積累了一定的資金后開始建設嶄新的村莊，為工業區中的外地員工提供居住空間。在此期間，甘坑村的民宅經過了兩次升級：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被政府和外商征收了土地的村民蓋起了第一批鋼筋水泥建筑；而后，又在老村的基礎上修建了新村，建設了更高、更大的現代化建筑。
隨著新村的不斷建設和完善，工業區里的員工宿舍逐漸空置了，絕大多數工人們開始居住到甘坑村新村或老村的房屋里。因為從潮汐型勞動力市場角度而言，工業區中的宿舍只提供給在某家工廠中工作的員工居住，如果員工要離職，就要搬往其他地方，這樣的居住方式顯然不便于工人的流動。隨著城中村，特別是新村發育以后，雖然它略顯擁擠、混亂，但在餐飲、購物等環節也在不斷完善之中，工人們大多開始遷移到新村租農民的房子，從而使他們在擇業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可以上半年在甲工廠工作，下半年在乙工廠工作。
此外，在甘坑村新村建成后，尤其是大量中介服務的涌入使工人們更容易獲得全面的信息，如果哪里有好的就業機會、哪里有更高的收入，工人們就可以隨時從甲工廠轉移到乙工廠工作。城中村無疑成為潮汐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形成要素。
五、潮汐行勞動力市場的優勢
潮汐行勞動力市場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從制造業的角度看，中國制造業的優勢不僅在于勞動力的單位成本優勢和完善的供應鏈及產業鏈，還在于存在制度與規模上的優勢，能夠更有效地配置勞動力，從而形成整體上的成本優勢。近些年，美國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后，在美國國內產生了“蘋果為何不回到美國制造”的爭論，蘋果CEO庫克說：“我找不到那么多優秀的模具工程師，而中國有?！甭槭±砉ご髮W一位教授經過仔細研究后認為，一部蘋果手機有一多半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國制造的，中國擁有強大的供應鏈優勢。本文認為，從滿足全球市場的角度來看，美國還不具備高度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來適合這種具有巨大彈性的生產方式。
綜上近述，相對彈性的勞動制度安排，使之與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水平相適應，有利于提升經濟體系的效率。在全球化導致的市場變化較快的情況下，彈性的制度安排比調整制度本身更快、更有效。
從城中村對潮汐型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意義而言，在工業化的初、中級階段，與城市正規的社區相比，這種脫胎于原農村，向城市社區自發演化、發展的半正規社區，對工業化和城市化顯然具有正面的意義。如今，在東南亞地區，甚至印度都在接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這一棒，毫無疑問，這些經驗是值得借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