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移民”的痛苦
“爸爸媽媽，這不是我的錯”——近日，編輯部收到一封自稱“二代移民”、在北京就讀的高一學生來函。她為兩年后的高考犯愁。
就這位中學生的呼聲，兩會期間，記者采訪了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從多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他們一方面認為，這些二代移民的孩子應該享有同城市孩子一樣的權利，國家應該取消附著在戶籍上的權利差異。同時，這些孩子也要正視現實，畢竟涉及上千萬人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方教育部門應該為他們提供切實可行的幫助。
政協委員陳錫文認為，城市要為外來人口子女提供九年義務教育，但目前初升高、高考政策沒變，要回原來的戶籍所在地。這個問題需要解決，但涉及的人太多太廣，改革需要一個過程。
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大教授周洪宇說，首先要探索解決辦法；第二要看到它是一個過程；第三要有一個具體的改革辦法加以推進。目前戶籍負載了教育、衛生等公共產品服務，改革的思路應該是逐步把這些福利剝離出去，采取可操作性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政協委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認為，戶籍作為管理手段還是應該的，但是不能給戶籍附加太多的功能，包括子女受教育的功能。現在的方法有很多的弊病。上學和考試地方不同，教材和教學方法不一樣，孩子在一個地方生活多年再換到不熟悉的地方，對他們的成長不利，而且還滋生利用金錢、人情解決問題的腐敗行為，或者形成所謂的高考移民現象，學生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還認為，這個問題還牽扯到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配。非義務教育經費，一般都是地方政府負責。上學所在地政府希望外來人口子女回去讀高中、參加高考，不僅為減少本地學生競爭的壓力，也有財政支出的考慮。這就需要中央政府來協調，尋求比較合理的解決辦法。公民最基本的保障應該由中央政府提供，如果中央政府解決的部分增加，地方政府解決余下的問題就相對容易。
葛劍雄委員對這些具有相同處境的孩子提出具體建議：在問題解決的過渡期內，希望他們面向現實，調整自己的心態，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同時他認為，戶籍所在地學校應該給這些孩子一個緩沖的階段，把教材給他們，再提供補課等方面的幫助，各地還可以采取相互承認中考的辦法減輕他們的壓力。
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會委員王東林的觀點是，這些孩子的處境涉及到中國城市化質量的問題。城市化的力度逐年提高，但是相關制度安排并沒有及時跟進，尤其是戶籍制度。從城市化要求來講，進入城市的人理所應當享用市民同等的待遇。城市必須擴大教育的總供給量。對于游走在城市體制邊緣的人來講，他們子女的入學問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民生問題。他們為城市發展貢獻力量，城市就應該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還有一點需要提醒，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被人重視，但實際上還有一些非農民工，他們已經屬于城市白領階層，他們子女的入學也存在問題，但問題被掩蓋了，被他們有可能承受的入學費所掩蓋。
他說，對于農民工子女入學，現在有些地方有過渡辦法，比如農民工子女學校，但從真正意義上說，這種做法存在問題。農民工子女入學，尤其是義務教育，應該融入整個國民教育體系。城鄉二元結構不應該在學校的層面上體現出來，這可能會導致一種新的歧視，城里人上城里人的學校，農民工子女上農民工子女的學校，會給人產生一種不好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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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這不是我的錯
上海最近出臺的“居住證轉戶籍”制度，雖然仍存在門檻限制，但畢竟給許多“新上海人”以希望。也讓我們這些“漂”在北京的“二代移民”，看到了一縷曙光。
然而，前不久北京市有關方面稱北京與上海不具可比性，類似“軟化”政策暫無考慮。
北京市的表態，讓我，以及眾多與我命運相似的“北漂”中學生，因上海戶籍“新政”而點燃的希望再度破滅，仿佛又墜入冰窟。
筆者自小學至高一，一直生活在北京。但卻深切體會到無處不在的無奈，這種感覺隨年歲的增長而更加強烈。原因就在那一紙戶籍，像堵墻一樣，在權利上無形隔離了我和我的同學。比如我不能獲得醫保，甚至在學校體檢時，我的體檢表與班上其他人不同，同學也會因此而露出復雜表情。
剛開始，我連中考志愿申請表都沒資格填寫。爸爸最后關頭到處找人，才讓我在最后一刻獲得考試資格。那些日子，我感覺到自己不僅不屬于北京，好像也不屬于這個世界。
我不敢想像，如果沒有獲得中考資格，我將開始怎樣的生活。為了繼續讀書，我會離開爸爸媽媽回到陌生的“家鄉”，回到那個戶籍所在、卻沒有家的地方嗎？
我還算幸運，我們班就有一位同學哭著離開學校和同學，離開父母回到老家。
中考過去了，煩惱繼續。那就是兩年后的高考，那才是最后的裁決。但眾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在北京參考，也由于眾所不知的原因，我也沒法回原籍。不說學籍不在那里，教學的內容也有很多不同，在北京更沒有接受家鄉省份那種高考“魔鬼式訓練”，即便原籍允許我報考，我也不能想像怎么與家鄉的同齡人競爭。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錯。我現在即使考年級第一和班上第一，又有什么用？是爸爸媽媽錯了嗎？他們又何錯之有？
在課外書籍中，看到“社會排斥”這個詞，我忽然發現，這個解釋完全適用于我。
我并不是一個悲觀論者，我相信“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好”。但我不知道兩年后，自己能不能共享這種“好”。
(來源: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