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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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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人神共憤的大學生徐玉玉被騙猝死案，隨著案犯悉數歸案，終將淡出公眾關注視線。對有關部門而言，案件塵埃落定，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氣了？當然不是。道理再簡單不過，因為，抓幾個電信騙子易，修復受損的社會土壤難；因為，不修復受損的社會土壤，類似悲劇就有可能像割韭菜一樣反復重生。
徐案發生后，福建安溪過往的灰暗歷史被重新挖掘出來。在之前的媒體報道中，安溪被稱為電信詐騙高發地區。高峰時期，每天從這里發出的詐騙短信多達數百萬條（9月1日《新京報》）。
人死不能復生，后徐案時期，如何預后防范悲劇“前赴后繼”重演，也許更具現實意義。而要有效預后防范，當下時髦思維“問題導向”不可或缺。“問題導向”之前提，是要真找、找準真問題。徐案雖屬極端個案，但案件背后，卻讓公眾明明白白地看到，當下類似案件的發案機理和案件因應的三大難題。
首先，難就難在，就經濟根源而言，事發地拔不掉的窮根，源源不斷地衍生著鋌而走險的騙子。徐案6名嫌犯有著殊途同歸的成長經歷和生活環境。他們出身貧寒，不愛學習，未及成年便出門打工，然后早早結婚生子。幾乎從徐案伊始，一名有著相似前科的當地人就持續關注此條新聞。他從6名嫌犯身上看見了自己曾經的影子：家庭困難、初中輟學、打工沒掙到錢，繼而鋌而走險，加入電信詐騙。相關官員坦承，當地從事詐騙者具有年齡低、文化程度不高、經濟條件差的共性。就公共治理觀察，上述至少暴露出一些地方的兩大缺陷：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未能實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大家共同致富”的理想狀態；二是多年來扶貧效果骨感不彰，未能拔掉窮困地窮根。從社會現實看，曾經被一代國人視為奮斗圭臬的“勞動致富”“讀書改變命運、知識成就未來”等人生理想，在一些地方非但并未靈驗成為現實，反而庶幾成為夢幻泡影。人們看到的現實尷尬是，一些地方無知與貧困互相作用，惡性循環。
再者，難就難在，就文化根源觀照，民眾價值觀錯亂程度正由扭曲向倒錯惡化。當地一名警官認為，安溪電信詐騙之所以屢禁不絕，甚至轉移到外地作案，根本原因在于犯罪土壤還在，在于人們的價值觀出了問題。讓人錯愕發指的是，一些詐騙者居然將詐騙視為一種職業和謀生出路，甚至一家人一村人都在騙。對“電信詐騙何以屢禁不絕”之天問，多位受訪人士也承認，是一些人價值觀錯亂。基于錯亂價值觀，詐騙者失守道德底線，不以詐騙為恥，而“以詐騙不到錢為恥”。原本，窮與騙本無必然聯系，窮不一定要去騙。華夏祖宗早有“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窮不失志，富不癲狂”古訓，更何況，當下社會更有成文“公民道德規范”和“核心價值觀”規范，且輔以年年歲歲持續不斷的文明建設倡導引領。無論如何，民眾價值觀錯亂倒退，說明相關地方多年來的文明教化倡導已然落空。
此外，難在難在，就公共治理審視，當地治理電信詐騙滿足于治標不治本。公允而論，對電信詐騙，相關地方不是沒有打擊，而是未能根治。雖然打了，但土壤還在；作鳥獸散，但鳥獸還在。近年來，當地政府對電信詐騙持續打擊，一些安溪人轉移至外地重操舊業，此次涉徐案6名嫌犯便是在江西實施犯罪。2004年《瞭望周刊》曾報道：安溪是我國手機短信詐騙“大本營”，設在魁斗鎮的移動電話通信基站曾經是“全亞洲最繁忙的基站”，在短信詐騙高峰期間，安溪境內一天發出手機短信達上百萬條之多。今年3月，廣東破獲一起假冒博彩網站詐騙案，涉案金額達1.4億，日均萬余人被騙。警方證實，該團伙11個股東全部來自安溪長坑鄉，其中多人有詐騙前科。近幾年，尤其是打擊電信詐騙行動以來，安溪本地詐騙基本遏止，但一個新的趨勢是，安溪部分犯罪嫌疑人轉移到外地甚至越南緬甸進行犯罪活動，意在逃避打擊。事實勝于雄辯，你們敢說打擊電信詐騙達到了防范結合、標本兼治的顯效長效了嗎？
就個案而言，抓幾個電信騙子，或許可以告慰徐玉玉在天之靈；就預后而言，抓幾個電信騙子，肯定不足以對類似“王大膽”們形成足夠震懾。對相關部門而言，現時面臨更緊迫、更艱巨的現實考驗恐怕是：抓幾個電信騙子易，修復受損的社會土壤難。對由徐案激起的空前全民公憤，用納稅人錢供養的相關部門的“把關人”們，有責任還社會一方凈土，給公眾一個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