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一家媒體的記者采訪了廣州街頭清掃馬路的環衛工人,和他們聊起廣州在兩年前出臺的艱苦行業積分入戶政策,卻發現,這些來自外地從事著艱苦勞動的環衛工人,對于將戶口落到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并無太大興趣,而是認為提高工資更具有實際意義。出現在廣州的這一情況,與中國社科院前不久公布的一份調查相契合。這份調查說,我國中西部地區約一半農民不想進城,而那些已經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還表示,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回鄉。
中國的戶籍制度曾經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兩種戶口得到的社會資源存在很大差別,在改革開放之前,因為兩種戶口不可逾越的巨大鴻溝,不知道制造了多少人間悲劇。改革開放以后,城鄉二元體制逐漸打破,特別是在近幾年持續推進的戶籍制度改革中,兩種戶籍的登記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經取消。但是這并不等于城鄉之間的戶籍鴻溝已經填平,事實上,像廣州這樣經濟發達、生活條件優越的特大城市,它的城市戶籍還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但是,廣州市推出的這樣一項施惠于底層勞動者的好政策,卻在環衛工人中受到冷遇,恐怕出乎主政者的意料。但仔細想想,其實這些環衛工也有苦衷。城市戶籍雖然誘人,但如果只有戶籍而沒有住房,這個戶籍就成了“空中樓閣”,并沒有想像中的巨大價值。對于這些從事環衛工作的異地農民工來說,要想在廣州購置一套住房,無疑是一個遙遠的夢想。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取得一個廣州戶籍,對于環衛工人來說,也就減低了它的吸引力,以至他們認為還不如提高工資。
實際上,城市戶籍之所以在一些人眼里那么誘人,關鍵在于它附著了很多農村戶籍所不具備的社會福利資源。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具有城市戶籍的人如果失業,可以得到由城市政府提供的救濟金,近年來這種救濟金還在不斷提高,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城市都已在千元以上。而一個不具備城市戶籍的人,即使他已經在這個城市工作多年,一旦失業,城市政府是不可能向他提供一分錢救濟的。這種根據戶籍安排的社會救濟制度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城市居民寧愿失業,也不愿意從事掃馬路之類艱苦勞動。于是,大城市里類似環衛等艱苦工種,現在基本上是由內地農村來的農民工承擔。而當城市的艱苦行業大量由農民工來承擔的時候,城鄉之間的差別則以另一種形式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向符合條件的外地農民工贈送城市戶口,這種公共政策的思路,其實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施舍。從本質上說,戶籍只是政府為了方便社會管理的一種手段,它本身并不產生經濟價值。但是從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花錢購買城鎮戶口、購買商品房贈送城市藍印戶口等開始,城市戶籍就一直被城市管理者當作一種奇貨可居的商品在兜售,而為了讓戶籍的經濟價值不會喪失,給政府創造更多收益,戶籍制度改革也就很難出現大踏步跨越。
城市的艱苦行業將長期存在,但是目前看來,這種艱苦行業只能由外地農民工來承擔,而城市居民卻由于有戶籍所產生的福利保障而心安理得地享受他們的艱苦勞動的成果,這對外地農民工是不公平的。廣州市政府看到了這個問題,希望用贈送城市戶口的辦法來讓外來農民工感到溫暖,但是由于對農民工的真切需求缺乏了解,因此政策效應并不明顯。媒體的報道說,廣州一個基層的環衛工人每月能夠得到2000多元的工資,參考廣州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和物價水平,這明顯偏低,也很難對本地居民產生吸引力。因此,相比送一個城市戶籍給艱苦行業的農民工,確實不如給他們提高工資更實惠,也更能體現整個社會對他們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