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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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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不斷加速的中國，特大型城市如何突破交通“越治越堵”的怪圈，已經成為地方人大、政協“兩會”必須直面的民生關切。記者獲悉，在常住人口均已超過1900萬的北京和上海，“治堵”方略已被寫入地方“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
過去一個多月內，為治理令人擔憂的北京交通生態，《北京市關于進一步推進首都交通科學發展加大力度緩解交通擁堵工作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問世。
現實情況并不容樂觀。在迎接新車搖號的過程中，一邊是依舊“開車不如跑步”的不分時段擁堵，另一邊是“買車就像買白菜”似的井噴車市。根據北京市交通委通報的數字，僅首輪搖號就已經有21.0178萬名個人注冊，接近全年24萬的指標。如何科學有效地“治堵”，正在成為各大患有“堵癥”城市管理者繞不開的民生難題。
北京市長郭金龍在日前召開的北京市“兩會”上做出“多管齊下、有效治堵”的承諾。承諾表示，今年北京除了“搖號”新政外，還將繼續發展公共交通、啟動建設交通智能信息系統、制定嚴重擁堵應急預案，完善高峰時段區域限行措施等。
上海市長韓正也表態，除了秉持“公交優先”戰略，世博期間精準率極高的智能交通網絡必須在“十二五”期間得到充分發展。
中心城區道路相對更狹窄曲折的上海，長期采用“車牌拍賣”的方式，提升駕車成本，達到“限流”和“治堵”的目的。當然這種被戲稱為“世界上最貴鐵皮”的“治堵”方略在剛出臺時也曾引發不少議論。但從目前上海市的交通狀況看，這種方法還是比較有效的。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沈國明教授對記者說，上海的治堵方式完全沒有違背國家的上位法，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空間，“拍賣”或“搖號”等措施，是治理交通擁堵的有效手段之一。
但他也指出，從長遠看，切實有效的“治堵”依然要靠推廣大容量的便捷公共交通來實現。
事實上，擁堵已經不是北京、上海、成都、廣州等大城市的專利，杭州、西安、南京、長春等省會級城市也面臨擁堵的難題。如何治堵正在成為中國城市的公共民生難題之一。
著名城市規劃專家阮儀三曾指出，中國大都市的多種“城市病”，其癥結往往與高速城市化過程中人流的高密度聚集、機動車的高強度使用、城市道路與公共設施的設計荷載等有關，而歸根結底是不盡合理的城市發展規劃與高密度人口日益膨脹的需求之間存在落差。
聯合國人居署執行主任霍安·克洛斯曾表示，城市規劃者在設計城市的時候要考慮到緊湊性，還要考慮到某個區域的多樣性。
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參事王維平說，要破解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就不能再讓城市無休止地、“攤大餅式”地發展，而應該借鑒海外特大城市的思路，發展“城市群”。
而面對“治堵”會否影響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等論調，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在進入“十二五”之際，推出了具有各自特色“治堵”方略。
記者獲悉，京滬等地將通過改善城市功能定位切實緩解交通擁堵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十二五”期間，上海擬通過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南匯等新城建設，借助產業布局引導常住人口選擇在工作地附近，就近安家生活。
上海市政協委員、協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游閩鍵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浩大的引導性工程，但從長遠看，已經開始觸及“治堵”的根本。
民革上海市委在長達一年多的調研后提出了更詳盡的“治堵”戰略，即在逐步完善城市功能布局的過程中，不能讓城市交通擁堵在市民家門口的“最后一公里”。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世耀說，在中國主要城市高歌猛進的軌道交通建設中，必需配備完善的、“點對點”的支線交通，把每個居民便捷地送到家門口，才能真正擺脫都市人的“汽車依賴癥”。
以“治理人流”來實現“治理車流”，是北京有關部門在“十二五”的“治堵戰”中提出的長遠之計。郭金龍市長直言，“十二五”期間要構建適應首都發展的人口格局，合理調控人口規模，改進人口服務管理。
從1958年，新中國生產的第一臺轎車下線，到2010年底，中國首都北京的機動車保有量超過480萬輛，自駕車人群在中國已經不是“少數人”。
專家分析，“擁有家庭汽車”一直就是中國人所追求的小康生活指標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國新的五年規劃中，能否有效“治堵”與中國城市人口幸福指數的關聯度將越來越緊密。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的2010年汽車行業產銷數據顯示，該年中國汽車產銷分別為1826.47萬輛和1806.19萬輛，再創全球歷史新高。據中汽協常務副會長董揚預測，今年中國汽車銷量增速將放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