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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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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則消息，說一本科就讀于西北普通院校的學生，工作兩年后，考上京城一所名校的碩士研究生。他本以為從此“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巔峰”，卻在找工作時屢屢碰壁。幾番折騰下來，他發現問題還是出在學歷上：招聘單位不光要看最高學歷，還要看第一學歷。 在名校學歷的含金量逐漸被稀釋的當下，這種現象是“學歷歧視”的新演繹形式。
一些本科就讀于非名校的學生，花了三四年時間準備名校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好不容易通過了筆試，甚至分數不算低，卻在復試中被淘汰了。與此同時，一些名校因為有較多推薦免試指標，很多學生輕松獲得“保研”資格。這被稱為名校的“學緣歧視”，名校的研究生院似乎更樂意錄取本校或者相同層次學校的本科畢業生。
歧視是一個泛化的表達。遭遇“不公”時，人人都想舞弄幾下反歧視大棒，仿佛那樣便是“政治正確”。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反歧視”混淆了偏好、偏見與歧視三種情形。
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對歧視現象進行過系統性分析。他認為：歧視行為通常是歧視者的一種偏好，為了堅持這類偏好，他們寧可損失一部分生產效率，并為之付出相應 的代價和機會成本。也有人認為，歧視是針對某一特定的弱勢群體（或個人），按身份歸類（如種族、性別、宗教、性取向等）而非品質，給予不公平、否定性和排 斥性的區別對待。按照以上對歧視的定義，我們可以假設這樣的情形：一位雇主寧愿以更高的薪酬雇用一位白人，而不是以較低的薪酬雇用干活更棒的黑人。這就是 典型的種族歧視。
地域歧視是中國人熟悉的歧視。地域歧視來源于地域偏見，河南、安徽、蘇北就是“重災區”。即便在上海一城，也存在 著微觀的地域偏見——“上只角”“下只角”的區別，至今影響著一些上海人選擇居所、工作乃至婚配。當這種偏見固化并轉化為實際行動時，就難免出現地域歧 視。
但是，“學歷歧視”既不是對“弱勢群體”的區別對待，也不是刻意自損效率的偏見。一些人認為，在求職、升學的時候，不管來自什 么樣的學校，都應該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這句話不錯，但是，“同一起跑線”的意義是招聘和招生方提供最基本的機會——投簡歷和報考的機會，而不意味著大 家都被選中。
有人會擺出一句老話，說所謂“學歷歧視”讓一些有能力者失去機會。這是似是而非的詭辯。在一所好大學上學，享受更多的 學習資源，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難道不是有能力的體現嗎？批評一些用人單位的唯學歷論，是因為他們設置了過高或者不必要的學歷門檻，比如環衛部門非要招個 名校碩士等。然而，借此貶低名校學歷的價值，走入了反智的誤區。
還有一句老話說：名校也有差生，非名校也有優秀學生。但是，理性的 招聘方會綜合考察應聘者各項素質，如果學歷不如人，那就必須拿出證明自己能力的強有力材料。遺憾的是，一些抱怨自己遭遇“學歷歧視”的人只看到一紙文憑的 差別，卻沒有看到文憑背后所代表的實力，而除了學歷，又無法證明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從用人單位角度出發，招聘時著重看應聘者的學歷，其目的是為減少自己的用人風險，或者為減少人力資源成本。或許有人覺得僅以學歷篩選太粗陋，有失公平。但是，公平和效率往往是妥協的，不同性質的職業對公平也有不同的基準要求。比如，在國家公職人員招錄中，就不宜過度強調名校和非名校的區別，這是因為全社會對國家機關提出了更高的公平要求。但是，對一般企業來說，公平要向效率妥協。
一些本科非名校的研究生遭遇所謂歧視，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生教育及其選拔機制——如今，考研應試化已成為高等教育的頑疾，甚至某些非名校考生的整個本科階段，就是高中的延長補時。與早早進入實驗室，參加各種實踐創新項目，輕松獲得出國交換學習機會的本科名校同學相比，那些大學期間做了無數套考研模擬題的本科非名校學生的差距，顯然是存在的。
歧視是公正的反面，抵制歧視也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武器，這就決定了不能隨意擴大歧視的內涵和外延。一個反歧視的社會，要先從對歧視給出精準定義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