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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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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網記者劉華賓3月26日報道：“十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化水平將從47.5%提高到51.5%，但在一些特大型城市的“擴張”中，交通擁堵、房價高企、人口壓力等“城市病”也引人關注。今天上午在上海寶山舉行的“十二五”城鎮化發展高層論壇間隙，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向東方網記者分析說，城鎮化是一個有增長、有需求的財富創造的過程，特大型城市可嘗試發展衛星城市體系，把部分人口和產業向周邊中小城鎮轉移。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10》指出，“城市化的完整含義是農業人口轉為非農人口，讓進城就業的農民在城市定居，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備受關注的成都城鄉體制改革中，農業與非農業的二元戶籍正走向“終結”，農民“可以穿著風衣進城”。茅于軾認為，成都的城鎮化探索值得關注，而在取消戶籍差別的改革中，關鍵要尊重農民的選擇權，“城里人都到農村去不可行，農民進城也還有不少障礙，因此自愿原則很重要。”茅于軾說，農民進城要有更多選擇的渠道，不能采取強制措施，城鎮化推進中，自由化是一條比較安全的步伐。
高度城市化的發展，也帶來房價高企、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很多人選擇了離開大城市，轉向生活成本更低的中小城市。茅于軾分析說，上世紀80、90年代，在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城鎮化中，也都出現了城市人口外流現象，“這是城鎮化進程中的正常現象。”他表示，大型城市房價過高確實會排斥新來人口，上海、廣州等大都市要帶動衛星城市發展，逐步把一部分人口向周邊小城鎮轉移。
不少專家指出,我國拉動內需增長的最大動力是城鎮化,促進發展最大的潛力也在城鎮化。但也有人擔心，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過程中，農民的消費愿望很難被調動。對此，茅于軾分析說，農民進城后，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都比過去有了大幅增長，城鎮化是一個有增長、有需求的創造財富的過程。
城鎮化發展中，很多“80后”農民工身份上是農民，職業卻是工人，他們的子女一出生就在城市，幾乎完全隔斷了同農村的聯系。茅于軾說，新生代農民工有著較高的教育水平、眼界和法律知識，城鎮化必然要面對公共服務平等化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城鎮化還需要有一個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