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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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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網記者劉華賓3月26日報道：“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造成農民工不得不退出城市的勞動力供給。”今天在滬開幕的“十二五”城鎮規化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直言，中國經濟發展的最終問題是農民工轉移的問題，學者們熱衷討論的“劉易斯拐點”，歸根結底不是人口數量問題，而是人口的結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當務之急是城市化。”
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是人，發展的重要目的是收入的均等化。樊綱認為，中國70%的勞動力來自農民和農民工，這70%中的一半又都是農民，他們的收入僅是農民工的一半，結果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實現收入均等化，就要讓農民從土地耕作上轉移出去，這就必然走向城市化的命題。
樊綱認為，城市化可以提高基礎設施的使用效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最終促使農民轉移到工業化中，最終消滅城鄉收入差距。他提出，經濟學中的“劉易斯拐點”，根本問題是農民轉移的問題，最終是收入差距縮小的問題。“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農業人口減少到10%左右時，至少可以實現農民同農民工的收入均等。”
樊綱分析說，中國城鎮化轉型發展中，出現“土地城市化”快過“人口城市化”，包括近年頻頻發生的“民工荒”，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滯后工業化。他舉例說，農民到城市中打工，但要回農村生孩子、就醫、養老，結果農民工進了城，但在城市中住不下。“為什么城市里沒有老農民工？一部分人農民打完工就回去了，女性務工者到27、28歲就回去生孩子，男的到30多歲時就業競爭力就差了，教育也不如新一代農民工好，結果春節一回家就待下來了。”他認為，進城農民工缺乏社會保障，使他們過早退出了城市勞動力的供給，這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當務之急，而城鄉一體化過程中，農民大量進入城市，社會保障的成本如何負擔？樊綱繼而分析說，城市化過程中，社會保障可以借鑒“雙軌制”。他分析，不可能按“戶籍貴族”的標準提供公共服務，但又要擴大公共福利的供給面，這就可以借助“常住人口”的概念，為進城農民工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首先解決最迫切的子女教育問題，比如只要繳納一定年限的社保，孩子就可以在城市上學，其次再提供失業保險、住房保障等社會保障，最終使農民工在城市住得下來，以后再根據發展水平逐步提高、擴大社保水平，最終實現“人口的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