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區承接第四次產業承,加速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
新華網武漢２月２３日電（記者廖君 皮曙初）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日益深化，第四次產業轉移正向前推進。專家認為，中部地區應緊抓機遇，力爭成為第四次產業轉移的承接地。與此同時，在承接過程中，應建立以內需為主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緊抓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謹防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從而帶動中部地區加速崛起。
金融危機推進第四次產業轉移提速
相關資料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本世紀初，全球已完成了三次大規模的跨國和跨地區的產業轉移。第一次產業轉移發生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美國將鋼鐵、紡織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直接投資轉移到日本、西德等國；第二次產業轉移發生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初期，美、德、日等國加快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亞、拉美等發展中國家轉移；第三次產業轉移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初期，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以及亞洲四小龍，將勞動密集型及部分低技術密集型產業向東盟及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轉移。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產業轉移又得到長足發展。從２００２年起至今，我國進入承接產業轉移的高速增長階段，東南沿海地區集中了全國８０％左右的加工裝配企業，形成了充分的產業集聚效應。
但產業集聚到一定程度會造成當地非貿易品價格居高不下、地價上升、環境污染，增加生產成本。特別是２００７年以來，伴隨著通貨膨脹壓力加大、成品油價格急升、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加工貿易政策調整以及金融風暴爆發引致的國際需求下降等一系列外部環境變化，東部地區人工、水電、土地資源等方面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大戶”急需尋找要素成本的投資洼地，開拓新市場。
珠三角、長三角、閩三角等外向型經濟區域已經加快產業轉移步伐。據香港工業總會２００８年調查數據顯示，目前香港公司在珠三角投資的工廠達５．７５萬家，其中３７．３％的港資加工貿易企業已有意將全部或部分在珠三角的生產活動轉移到中西部地區或越南。
中部地區承接第四次產業轉移機遇、挑戰并存
深圳市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助理曲建表示，第四次產業轉移仍以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導。據測算到２０１０年，僅我國的廣東、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轉出的產業產值將增長至１４０００億元，發展前景廣闊。
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很大一部分不僅僅是廠房、生產線簡單搬遷，而是以產業轉移為契機謀求產業升級。在市場、價格一定的前提下，沿海制造業要賺錢，只有降低成本，哪里成本更低他們就會到哪里去。即使中國內陸不搞產業承接，沿海企業也會轉移到越南等地去。只有將制造業留在中國，才能保證更多人就業。
專家分析指出，按照產業轉移理論，與東部地區相鄰、交通運輸條件較好、經濟發展處于低梯度水平的中部省區可成為第四輪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區之一。通過承接第四次產業轉移，中部地區可以加速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實現較長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和綜合實力的提升。
目前，中部各省市紛紛采取強力措施承接產業轉移，以更高的發展定位、更大的政策優惠來比環境、爭客商、引項目，形成了一種趕超擠壓競爭的態勢。其中湖南郴州、江西贛州等地，正在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和區位優勢，加大政策優惠力度，對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形成“截流之勢”。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間，中部地區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遠遠高于全國和東部地區，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全國的比重也由２００３年的２１．１％提升至２００７年的２４．９％。以紡織服裝行業為例，２００７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我國東部地區棉紡與紡織服裝生產開始收縮，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中部地區紡織服裝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居全國之首，產量同比提高約３０％。
據深圳市綜合開發研究院的問卷統計，在深圳市已外遷企業的主要省外遷往地中，江西省城市占８．１％；湖北省、江蘇、安徽省城市各分占１．８％。
曲建認為，第四輪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并不一定是我國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競爭主體一是來自外部，包括產業轉出省份內的欠發達地區和越南、印度等周邊國家；二是來自中西部內部各省市之間。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省都出臺了鼓勵政策和措施，如江蘇省采取財政支持、電費綜合補貼、用地計劃傾斜等措施，推行南北掛鉤共建蘇北開發區；廣東省委、省政府出臺了“雙轉移”政策，在省內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等地規劃建設了產業轉移工業園。
中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需防“三大陷阱”
專家表示，中部地區在積極承接第四次產業轉移的同時，要消化吸收東部經驗，防止陷入三個陷阱。
一、防止“飛地經濟”陷阱。
承接第二次產業轉移的東亞經濟體與承接第三次產業轉移的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有一個共同特征是側重于發展外向型經濟，實行出口導向戰略。因此，一旦各廠商應競相壓價競爭使貿易條件和經營環境趨于惡化，或者國外主要市場需求萎靡，將導致外向型產業階段性的規模化轉移，繼而產生“飛地經濟”效應，不利于形成穩定扎根的產業體系。如１９９８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９·１１事件以及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都對國際市場需求造成重創，進而對東南亞各國及我國沿海地區外向型制造業體系造成嚴重影響，產生企業外遷和漂移現象。
專家建議，中部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要實施以平衡貿易為特征的開放型經濟戰略，在重視拓展國際市場的同時，更要建立根基扎實、結構完善的產業體系。一方面立足于擴大內需，加強內銷市場的開拓，加速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致力于加大進口力度，逐步降低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避免經濟的結構性波動風險。
二、“窮的優勢”導致低水平陷阱。
由于依靠“窮的優勢”——即憑借技術差距、勞動力低價優勢等，通過對外開放，承接國際產業分工，也能獲得經濟發展，但因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容易陷入低水平發展陷阱。
東亞國家和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實踐證明，自主研發、自主品牌、自主營銷能力欠缺的產業，風險抵御能力較低。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海嘯產生以來，自主創新成為抵御金融海嘯的牢固大壩。金融海嘯對技術大國如日本、韓國的影響遠小于對泰國、菲律賓等國的影響，對深圳的影響小于東莞。專家認為，中部地區要從提升綜合競爭力的長期戰略角度，利用現有的技術研發優勢，力爭一步到位，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高度重視并切實提升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加強對高附加值、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承接力度。
三、“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模式陷阱。
經過近３０年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進程后，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及廈門等地，由于發展初期重視經濟發展，忽視環境保護，使得資源消耗過度，地表水體、空氣等普遍受到嚴重污染。上海、蘇州、廣州、深圳、東莞等城市已經面臨突出的水質型缺水問題。
為吸引投資和產業轉移，一些中西部地區競相強調環境生態的承載空間。專家建議，中部地區應從分散經濟向集聚經濟轉變，形成以城市為依托的地理上集中的城市化、產業布局，遵循循環經濟的原則，污染集中治理，實現發展與環境的和諧統一。（來源：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