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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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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3月2日電 2010年我國實現糧食產量“七連增”、農民增收“七連快”，站在增產增收的高基數上，2011年我國“三農”面臨困難之多、壓力之重也將前所未有。因此，作為“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面對農業資源約束加劇、自然災害加重、通脹壓力加大等挑戰，解決好“三農”問題將具有特殊的意義。
——穩糧是“三農”首要任務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是2011年“三農”工作的首要任務，要確保穩住糧食播種面積，努力提高單產，加快實施全國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加快健全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等一系列工作重點。
專家對此認為，糧穩才能天下穩，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從中長期看，我國目前低糧價、泛糧食化的戰略需要重新調整，從泛糧化到重點保口糧，讓種糧的農民有積極性，打好糧食生產的基石，怎么強調都不過分。本次政協會議所收提案中也傳出一個清晰的信號:糧食安全問題事關大局，但受耕地持續減少，種糧比較效益低等因素影響，2011年我國糧食生產仍將面臨很大壓力。
民革中央在提案中認為，耕地數量日趨減少對保障糧食安全的影響尤為突出。我國目前城鄉居民點及獨立工礦主要坐落在農業生產條件好、交通便利區域，這造成了大量高產糧區農用土地喪失。照此發展，我國優質耕地分布與未來快速城市化發展區在空間上將高度重合，保護耕地形勢相當嚴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也表示，我國通過大力開展土地整理、農業綜合開發、商品糧基地建設等方面的農田基本建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然而，由于土地撂荒和耕地被非法侵占等問題依然較為嚴重，因此，18億畝耕地紅線的確保，已成為保障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另一方面，種糧成本快速增長，農民種糧比較收益不高成為影響糧食安全的另一個瓶頸。目前，我國工農產品（000061）價格剪刀差雖然逐步縮小，但起伏仍然較大，剪刀差依然存在。“其中主要包括種糧收入與種植經濟作物收入、外出打工收入與種糧收入愈拉愈大，糧價上漲速度一直趕不上農資上漲速度等，這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
——農田水利建設最受關注
近年頻繁大范圍的干旱洪澇警示我們，農田水利建設滯后仍然是當前影響農業穩定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的最大硬傷。要從根本上改變靠天吃飯的局面，持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就必須搞好農田水利建設。對此，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在鎖定“三農”的同時，首次聚焦水利建設，并更加具體明確了對水利建設大幅增加投入。
專家指出，盡管在過去國家和社會投入的力度也相當大，成效也比較顯著，特別是在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水庫和農田水利的干渠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與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發展的需要相比，仍然比較薄弱，特別是在農田水利方面，水利設施到農田的“最后一公里”仍然是個瓶頸，形成了對現代農業發展的明顯制約。據了解，全國54%的耕地缺少基本灌排條件，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平均每年因洪澇受災面積超過2.1億畝。
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必須加快水利建設刻不容緩。致公黨中央在提案中明確建言，現代農業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條件和基礎設施。要遠近結合、大小結合、公益性與社會性相結合，優先安排水利等硬性基礎設施建設。
陳錫文委員指出，總體而言，我國糧食總產量略大于消費量，但在品種和地區分布仍存在嚴重的結構失衡。大興農田水利建設，有利于增加灌溉面積，增加播種面積，提高糧食產量。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糧食產區中心分布就已經從南方轉移到了北方，但新興糧食主產區的農田水利又沒有及時跟上，加強這些地方的農田水利建設，將為我國糧食安全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
——農民增收最需要加快
實現農民增收已成為近年“兩會”的熱門話題。“十一五”期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先后跨上4000元、5000元臺階，2010年農民收入超過5800元，增量創歷史新高。不容忽視的是，目前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拉大，農民增收仍然困難，且最需要加快。一是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已經連續7年增產，在基數較高的情況下，繼續靠增產實現增收的難度較大；二是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鎮和工業部門轉移，農業從業人員逐年減少，農業用工成本快速增加，依靠廉價勞動投入帶動家庭經營收入增長的難度加大；三是隨著農村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結構不相稱的矛盾加劇，通過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促進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的難度加大。
部分委員在提案中認為，要實現促農增收，需要在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上下功夫。過去我國農民收入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部條件。今后要實現農民增收，必須建立在農村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這是一條保持農民快速增收的可持續途徑。
有專家還強調，在當前的農民收入結構中，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合計占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90%左右。因此，當前促進農民收入增長，應當要以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為著力點。同時也要看到，近年來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增長較快，而且從長遠來看都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應當逐漸成為農民增收的重點。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介紹，2005—2009年，農民增加的收入46.7%來自工資性收入的增長。韓俊表示，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從根本上來講還是靠促進農民轉移就業，一是合理穩定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二是提高農民的就業技能，建立有利于促進就業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三是促進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地就近轉移就業機會。
——城鎮化為“三農”工作關鍵詞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城鎮化已成為我國“三農”工作的一個關鍵詞。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他們在城市的就業、保障、子女教育等問題也一直圍繞著城鎮化的進程。因此，城鎮化與城市承載能力間的矛盾、城鎮化與農民的正當土地權益等話題也漸成代表、委員討論的熱點。
民建中央在提案中認為，縮小城鄉差距、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是減少農民，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關鍵就是要幫助進城農民在城市安居樂業，讓進城農民能夠在城市“安得下來”，順利實現農民工市民化。
戶籍制度改革是伴隨城鎮化的一個重要問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新華網訪談時提到，許多大城市的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極限，根據中國國情，還是主張農民、農民工首先要在放開的縣以及所在鎮解決戶口，對于大城市還是應該根據城市的承載能力，逐步先解決那些長期在城市工作、有固定職業，有固定住處，有穩定收入來源和社會保障，但是也應該有一定限度。由此可見，城鎮化與城市的承載能力有限是一對矛盾。
城鎮化過程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土地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指出，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不少“被上樓”“被城鎮化”的現象，一些農民自嘲“扛著鋤頭上五樓，陽臺上面把豬養”。客觀地看，一些具備條件的地區引導農民“上樓”，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必然選擇。但“被上樓”現象違背了農民意愿和發展條件，應引起重視。溫家寶總理在新華網訪談時也提到，要維護農民工土地合法權益，農民工進入城市，包括落戶以后，他們是否放棄宅基地和耕地，要由農民工自己決定，不能強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