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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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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剛：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1988年于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8年到1994年任南京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其中在1992年到1993年任江蘇興達證券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江蘇興達會計師事務所董事長。1993年到1994年任中國華[0.17 12.26%]夏證券有限公司副總裁。1994年至今任職于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2008年11月以后，在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背景下，中國政府迅速以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有效保障了2009年國民經濟的止跌回升。對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總量需求不可能依賴于海外市場解決，因此，擴大內需應是一項長久的基本經濟國策。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又到了一個轉變方式的關鍵時期，如何認識和把握這一契機，對理清思路，選擇對策，保持國民經濟穩步較快地健康發展、提高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全面小康等至關重要。
消費率過低謎團求解
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需總是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方面，由此，擴大內需應以擴大消費為重心還是應以擴大投資為重心自然就成為相關研討的核心問題。長期來，鑒于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居高不下，且這種增長率容易引發經濟過熱，在貫徹擴大內需的政策中，大多數人從直觀感覺出發，強調應以擴大消費需求為主，因此，主張政策取向應以刺激消費需求的擴大為重心。但是，這種政策主張是似是而非的。
1998年以后，我國就一直堅持著以擴大消費為重心的政策。但令人不解的是，我國GDP中消費率卻從2000年的62.3%直線降低到2009年的48%。在國民經濟中，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兩部分構成。從政府消費來看，在1998-2008的12年間，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從24%上升到了26.8%(與此對應，居民消費的比重從76%降低到73.2%)，另一方面，1998年以后各年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年增幅都明顯高于GDP的增長率。由此，可得出結論，GDP中消費率的降低不是由政府消費減少引致的。從居民消費來看，在這一時期，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來擴大城鄉居民的消費，其中包括村村通路、通電、通電視和通電話等工程(2009年以后，更是采取了家電下鄉、轎車以舊換新的措施來刺激消費)，提高了城鎮職工的收入，擴大了基本養老的覆蓋面等等，有效地提高了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1998年以后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長率(扣除了CPI增長率)從7.6%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16.2%，期間雖然有個別年份略低于GDP的增長率(如2003-2004年間)，但在大部分年份(尤其是2005年以后)均高于GDP增長率；另一方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總額的比重雖然從1998年的39.55%降低到2009年的38.97%，降幅在2個百分點左右，遠低于同期GDP中消費率降低14.3個百分點的降幅，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結論，GDP中消費率降低的主要成因也不是由“社會消費品銷售增長率”指標所反映的城鄉居民消費減少所引致的。那么，在消費增長率(政府消費增長率和社會消費品銷售增長率)明顯高于GDP增長率的背景下，GDP中的消費率怎么會一路下行呢？
一些人將GDP中消費率降低的成因歸結為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據此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以促進擴大消費的政策主張。但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長率快速上升的走勢并不支持這種認識。另一方面，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走勢及其增長率走勢也不支持這種認識。另外，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1996年底的36373.4億元年增加到2009年底的260771.66億元，年凈增額從1998年的7199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45351.14億元和2009年的42886.31億元；在14年中，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長率除個別年份(如2000年和2007年)略低于GDP增長率外，大多數年份都明顯高于GDP增長率。從這些事實中可得出的直接結論是，城鄉居民整體的消費增長率和收入增長率均沒有低于GDP的增長率，因此，將消費率降低的成因歸結于有效消費需求不足也是缺乏實踐根據的。
不弄清消費率降低的真實成因，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擴大內需”究竟是以擴大消費為重心還是以擴大投資為重心。
要解開消費率降低的謎團，必須進一步細分城鄉居民的消費內容、結構和趨勢。城鄉居民的消費從內容上可分為“吃、穿、用”和“住、行、學”等兩大類6個部分。
不論是經濟理論還是中國實踐數據都證明了，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吃、穿、用”等項支出在居民各項支出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走勢。中國在2000年實現了溫飽型小康，這意味著對全國絕大多數家庭來說已達到吃穿不愁的生活水平，要持續擴大以支持消費率的提高和GDP增長率是相當困難的。
在城鄉居民消費中，“住”指的是住房以及與居住相關的各種消費，“行”指的是醫療保健、道路和通訊等方面的消費，“學”指的是各類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在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過程中，城鄉居民的這類消費占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趨勢。1990年-2009年間，這些內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變化分別是：居住從6.63%上升到10.02%，醫療保健從2.01%上升到6.98%，交通通訊從1.2%上升到13.72%，教育文化從8.79%(1994年)上升到12.01%，由此可見，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行、學”在消費支出所占比重呈上升走勢，這是消費結構改善的主要內容，也是消費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現。
在1994-2008的15年間，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吃、穿、用”的增長率在大多數年份低于GDP增長率，與此不同，“住、行、學”的增長率則在大多數年份高于GDP增長率。但是，在GDP占比中，城鎮居民在“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比重增加并不足以抵消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費比重降低的程度。與1993年相比，2008年的GDP(按照現行價計算)提高了7.51倍，同期城鎮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費支出僅增加了2.96倍，雖然在“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支出增加了8.77倍，但依然不能抵補“吃、穿、用”占GDP中比重的降低。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數額計算，如果“吃、穿、用”的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相一致，到2008年底，城鎮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人均消費支出額應達到13135.94元，但實際支出額僅為6117.55元；同理，城鎮居民在“住、行、學”方面的人均消費支出額應為4012.33元，實際支出額為4606.99元；二者相減差額達到6423.73元，占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額11242.85元的比重高達57.14%。由于在城鄉居民收入提高的過程中“吃、穿、用”在消費支出中所占比重呈現下落趨勢是一個規律性現象，所以，這一時期與GDP增長率相比，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不足的主要成因不能歸結于“吃、穿、用”占比的降低，只能歸因于“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支出額增加過慢。由此來看，消費率占GDP比重下降趨勢謎團的正解是，居民消費中用于“住、行、學”方面的支出增長過慢。
因此，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不是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恰恰相反，是有效消費供給不足，即“住、行、學”等方面的供給量嚴重不足，使得廣大城鄉居民處于缺乏充分選擇權的境地之中。
如果說城鄉居民“吃、穿、用”的絕大多數產品來源于工業生產，是工業化的產物，那么，“住、行、學”中的主要產品(如住宅、學校、醫院和道路等等)就不可能直接從工業生產線上生產出來，只能通過投資來形成。長期以來，在以工業化推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對生產性投資比較重視，一旦涉及“固定資產投資”范疇，大多從“生產性投資”的角度進行理解和把握，由此，每當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總是以壓縮消費性投資為重心，使得消費性投資的增長率長期低于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的需要。即便不說計劃經濟時期的欠賬，也不說80年代和90年代的投資不足，僅僅2004年以來，與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率相比，“住、行、學”方面的每年投資增長率通常低5個百分點至20多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的增長率始終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這是引致“住、行、學”市場嚴重供不應求的根本成因。
毫無疑問，就目前中國的消費格局而言，要提高消費率，就必須先提高消費性投資的增長率。這決定了，在“住、行、學”短缺格局未改變之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擴大內需重心還在于擴大投資，因此，投資率上行是必然的。投資率居高的走勢還將延續相當長的時間。
本輪經濟發展動力尋源
通過擴大消費性投資的路徑解決“住、行、學”等供給不足的過程，同時就是城鎮化的建設過程。如果說1950-2000年的50年間中國主要是通過工業化來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話，那么，在此后的時間內，在積極推進“住、行、學”短缺格局改變的過程中，中國將更多地通過城鎮化來推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并不僅僅表現在工業經濟中的技術升級、結構優化和節能減排等方面，更重要的還在于增加了城鎮化的內容。從這一角度出發，可以將此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表述為：從以工業經濟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以城鎮經濟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發展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工業經濟的發展將以推進城鎮經濟發展為取向并根據城鎮經濟的發展要求而展開。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求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結構、生活水平和社會發展的“質”的飛躍，它不應當也不可能在經濟低增長(或經濟增長率大幅降低)的條件下展開，由此，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經濟增長的空間在本質上是由什么決定的？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將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成因集中于供給角度，通過生產函數分析，強調的是資本、勞動和技術等因素的作用。這在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是有意義的。但僅僅如此是不夠的有缺陷的。對任何一種的產品生產(從而，由所有產品生產所構成的一國生產能力)來說，制約生產潛力(從而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大小的因素，不僅在于生產能力(它由一定價格水平條件下資本、勞動和技術所形成的生產可能性決定)方面，更重要的還在于對產品的需求能力方面。如果說自8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以接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通過“吃、穿、用”拉動的話，那么，在今后的30-50年間，“住、行、學”短缺狀況的解決將成為支持中國經濟持久較快發展的主要因素。
解決“住、行、學”的短缺，既是城鎮化的內容，也是推進城鎮化建設的動力，還是帶動工業化升級的主要因素。工業化有著獨自的經濟結構，城鎮化也有著獨特的經濟結構，二者雖有關聯，但不可相互替代，可選擇的對策是互補互動。如果說在2002年之前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工業化推進的話，那么，2003年以后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就越來越大了(在近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涉及城鎮化的投資占比達到了50%左右)。這決定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不能僅僅以工業化要求為標準，還必須以城鎮化要求為標準和內容。只有通過以城鎮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城鎮化的相得益彰機制，才能有效保障經濟社會持續穩步地較快發展，實現消費結構快速升級和全面小康。
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區差異甚大，城鎮化將在五個層面上展開：第一層面為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通過20年左右的發展，這些城市的基本定位將是全球性城市；第二層面為南京、杭州等長三角中心城市，廣州、深圳等珠三角中心城市，天津等渤海灣中心城市，武漢、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區域性中心城市，這些城市通過發展將成為以區域性為主要特點的大型中心城市；第三層面為各省、自治區的首府城市，它們在發展中將形成輻射本省區并對周邊省區有重要影響的中心城市；第四層面為各省區轄內的非首府城市，它們將發展成為本地市的經濟中心；第五層面為各縣鎮鄉，它們是城鎮化的基礎性層面，對解決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五個層面中，對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和東部的一部分地區而言，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可能還將以工業化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對它們來說，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但對東部地區的主要中心城市而言，城市化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諸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南京、武漢、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城市將逐步地以教育經濟、文化(包括影視、娛樂等)經濟、醫療保健經濟、養老經濟、旅游經濟、總部經濟、設計研發經濟、房地產經濟、物流航運經濟、金融經濟、商業經濟和會展經濟等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經濟結構也將依此而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將逐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南京、武漢、重慶、成都和西安等為中心的區域性都市經濟圈。
城鎮化作為國民經濟的新的增長點，帶動著上百個產業部門幾萬種產品，因此，具有主導性地位。城鎮化中的主要新產業集中于第三產業部門，具有低碳、低能耗等特點，這對于改善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又是民生工程，既有利于協調城鄉關系，加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利于推進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也有利于促進城鄉居民的安居、就業，提高他們生活質量、健康水平與文明水平。
推進城鎮經濟發展的關鍵：體制機制創新
從城鄉居民小康生活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解決“吃、穿、用”等方面，是工業經濟發展的產物。與此相比，城鎮經濟發展將是一場更為深刻的變革，必然引致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一系列的轉變，它的復雜性、艱巨性和可能遇到的困難程度絲毫不低于前30年，為此，需要更加有力地深化體制機制創新。
在發展城鎮經濟中，諸如教育、文化、媒體、醫療、保健、住房和體育等一系列領域將遇到思想觀念的嚴重碰撞和沖突。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是：這些領域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是公共品還是私人品？在幾十年的中國實踐中，這些領域中提供的大多數產品和服務帶有明顯的福利性質，廣大居民對此不僅已經習以為常而且形成了路徑依賴，同時，發達國家實施的各種福利政策也似乎證明了這些領域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公共品性質。但如果這些產品和服務均為公共品，它只能依賴于政府部門提供，既沒有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空間，也缺乏運用市場機制推進城鎮經濟發展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僅僅依靠政府財政的投入，勢必造成短缺狀況的持久延續和愈加嚴重。事實上，教育、文化、醫療、保健、住房和體育等不論在供給層面還是在需求層面都是多層次分類型的，不可籠而統之地一概而論。以教育為例，在中國，從小學到初中的9年義務制教育是一種公共品，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夠有享受大學本科等教育機會，也可以對一部分大學實行公立制度，但另一部分大學本科教育、職業教育和各種類型碩士(包括學術碩士、專業碩士等)教育、博士教育以及成人繼續教育等均有著運用市場機制動員社會資本投入來改變目前嚴重供不應求狀況的可能性。在后一部分教育資源的配置中，市場機制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教育的產業化展開就可能成為一種體制機制創新的選擇。
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未來10年左右的時間內，城市經濟產業的展開大約需要200萬億元的消費性投資。如此巨額的投資，僅僅依靠政府財政投資和國有經濟部門的投資是遠遠不夠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個基本成因是有效地推進了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與此對應，發展城市經濟產業也需要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推動。在發展重化工業中，單一項目所需資金投入量常常達到幾百億元乃至上千億元，相當多民營經濟實體獨自承擔一個項目的投資建設顯得勢單力薄，因此，難以邁入產業門檻；與此相比，大多數城市經濟產業的單個項目資金投入量相對較低，只要制度有保障，民營經濟是比較容易進入的，因此，城市經濟產業的發展給民營經濟提供了一個新的廣闊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對中國而言，發展城市經濟產業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如何適應多層次城鎮發展的各自特點要求，如何建立滿足“住、行、學”的多層次多元化多樣化服務體系，在體制機制方面，需要進行一系列復雜且靈活的探索和創新。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引進海外的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等來支持中國的工業經濟發展的話，那么，在城市經濟發展中，引進海外先進的城市管理體制機制、城市經濟發展的理念和經驗、城市產業發展方略和技術等等將成為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是在教育經濟、文化經濟和媒體經濟方面還是在醫療保健經濟、養老經濟、娛樂經濟和體育經濟方面，借鑒吸收海外先進經驗的同時，創造中國特色的城市經濟都是一個必然趨勢，為此，在對外開放方面需要探尋新思路和新措施，突破已有的政策框架，深化體制機制創新。
問與答
經濟參考報：為什么是城鎮化而不是城市化？
王國剛：雖然多數學者肯定了城市化的演進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雖然城市化確實對消除總體的絕對貧困起到了作用，但它對城市“貧困”狀況改善只是杯水車薪，在諸如拉丁美洲、非洲和東亞等國家和地區中，情況更為嚴重。我認為，中國的特點將是“城鎮化”。這是中國根據國情并總結他國經驗后做出的選擇。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加大消費性投資會不會引發新的通貨膨脹？
王國剛：我認為不會。在1996年至2009的14年間，盡管中國經濟運行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處于高位運行(尤其是2002年以后在20%以上)，但同期的CPI和PPI都沒有因此而隨之上行，這說明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與物價增長率之間并不必然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消費性投資的直接結果是創造“住、行、學”等方面的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它不會直接改變“吃、穿、用”等方面的供過于求格局，因此，在正常情況下，不至于明顯推高CPI的增長率。
經濟參考報：在擴大消費性投資中，眾多公共性基礎設施的建設將展開，您認為以政府目前的財力能夠支撐這樣龐大的投資么？
王國剛：這里有三個問題需要認真探討：一個，在城市化建設中，城市政府的財力并不僅僅局限于財政收入，可通過多種方式籌集建設所需資金，其中包括，在深化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背景下的籌集資金方式的創新。其二，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城市政府的確需要投入大量的財力以支持各種公共性基礎設施建設，但這不是永久性的。那種強調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設將無止盡地進行財力投入的認識，是不符合實踐進程的。其三，城市化建設中相當多具有商業潛力的項目，并不一定需要由城市政府的財力投入，可以通過社會力量(包括引進外資)來解決投資問題。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不是投資的資金籌措，而是相關制度的建設和體制機制創新，以劃清有關邊界、界定行為，促使社會各方面投資者的投資預期形成，保障他們的權益。
經濟參考報：您是位金融專家，可以談談在城鎮化過程中金融的作用么？
王國剛：金融是推進城鎮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支持工業經濟發展中，金融服務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存貸款、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等機制將社會各方面暫時閑置資金集中起來轉移給相關實體經濟部門的企業使用，由此，推進了這些產業的發展。在城市經濟發展中，金融服務的這些功能還將繼續發揮，但隨著城市經濟展開和居民收入提高，直接服務于居民理財(或財富管理)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將明顯增加。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服務的對象將從“機構”轉向“個人”，因此，更加突出地體現“以人為本”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城鎮經濟的展開在具有多層次特點，各個層次各個城市在發展重心、發展規模、發展水平和發展速率等方面不盡相同，這決定了需要有不同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來滿足它們的需要，因此，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差異化將成為金融創新的重心。與此對應，金融監管的理念、方式和手段也需要做相應創新，以適應這種差異化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