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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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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沒有聽說過石溪村，但你的手機或許曾收到來自石溪村的短信。短信大部分內容是這樣的：重金求子、親人遭遇車禍、腦溢血急需手術等。對于大部分人來說，看到類似短信會一刪了之，但石溪村人卻靠著這種陳舊套路的詐騙手法走上了“發家致富”的道路。
石溪村位于江西省余干縣江埠鄉。事實上，江埠鄉的“詐騙業”早已名聲在外，多次被公安部列為專案督辦。在百度貼吧余干吧里，有個江埠本地人提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在江埠，除了騙，你們還能記起什么?回答也很有趣：除了騙，還有騙。
“白富美”落網
李樹芳(化名)坐在凳子上，懷里抱著一個6個月大的嬰孩，與她紅潤粗糙的皮膚比起來，孩子的臉色蠟黃。“他已經生病半個月了。”李樹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摸了下孩子的腦袋，依舊笑嘻嘻的。
一件粉紅色的棉襖滿是褶皺，上面還有孩子抓摸的污漬，下半身是一個滿是圓點的粉色睡褲，配上她一米五左右的個頭，顯得有些臃腫和土氣。唯一和時尚能夠扯上關系的是她頭上兩縷染了色的頭發，一綠一紫。
出生于1989年的李樹芳，是余干縣江埠鄉石溪村人，現在已經是3個孩子的母親。不論是穿著打扮，還是言談舉止，李樹芳都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婦女。
這些，很難讓人聯想起她的另外一個身份—— 一位膚白貌美，豐滿迷人，身材高挑的“白富美”。當然，這只存在于電話的一頭。她軟言細語，周旋于眾多男人之中，想盡方法從電話另一頭的受害者腰包里騙取更多的錢財。
如今，她因從事“重金求子”詐騙而被余干縣公安局抓捕。因在哺乳期，她被取保候審。
重金求子是眾多電信詐騙手段的一種。作案人一般會聲稱自己是富婆，丈夫因年齡太大或者無生育能力，急需找一名健康男士幫助其懷孕。而他們的誘餌是成功后的重金酬謝。一旦有人“上鉤”，作案人會設計各種環節讓受害人不斷打錢。為了引人注意，扮演富婆的李樹芳把“酬金”開到了150萬。
利用“富婆”的身份，從2015年1月份到11月份，李樹芳已經從受害人那里騙取了將近20萬元，這些錢來自安徽、江蘇、云南等地。如果不是在取錢的時候被警方發現，這個數目或許會更大。
2015年10月14日，正在巡邏的江西省余干縣黃金埠鄉派出所民警琚列武接到一起報案：在中國農業銀行黃金埠分理處，有一對男女因銀行卡解鎖與工作人員發生爭執，形跡可疑。憑著5年多的辦案經驗，琚列武下意識判斷，這可能又是一起詐騙案。
這對男女，正是李樹芳夫婦。琚列武趕到現場的時候，李樹芳二人已經從銀行出來走到馬路上。“我對著他們喊‘停下來’，但男的一聽聲音就使勁跑。”琚列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更加驗證了他的猜測。
被抓住后，李樹芳很有警覺性，沒讀完小學的她，操著一口蹩腳的普通話說，他們都是從浙江來的生意人。“我們什么都沒有做，為什么抓我們?”她潑辣地向琚列武喊道。
“他們本人與手中的身份證、兩張銀行卡的開戶名都對不上。”琚列武說，“口音也像余干當地的，但是兩人又不承認。”琚列武開始檢查兩人身上的物品，他發現了一把汽車鑰匙。
琚列武拿著車鑰匙回到銀行門口，邊走邊試，最后在銀行附近一個廢棄的汽車站里找到了車。這個汽車站已經廢棄了多年，偶爾會有幾輛車停在這里。李樹芳的車就掩藏在其他車的后面。
“從車子停靠位置來說，兩人應該不是第一次來這里。一般人只會把車停在街邊上，知道這個汽車站的人也不多。”琚列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車子里，他找到了一本行駛證，照片正是李樹芳的丈夫徐家力(化名)本人。
琚列武迅速調取了兩張銀行卡的流水，發現這張銀行卡接收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匯款，少則幾百，多則上萬。“她就是一個農村婦女，按說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給她打款。”
黃金埠派出所遂將李樹芳二人移交給了縣公安局。證據面前，李樹芳承認自己正在從事“重金求子”的詐騙，并對每一筆流水賬都供認不諱。
其實，對于這樣的情形，琚列武已經見怪不怪。每年他都要經辦幾起這樣的案例，而取款人大多是重金求子的案犯。“現在縣城里取錢管得嚴，所以很多詐騙犯會到黃金埠來取錢。”琚列武曾經辦理過一個案件，嫌疑人甚至帶了5張銀行卡。
李樹芳居住的江埠鄉位于余干縣的西南方，黃金埠則在東北位置。到黃金埠來取錢，意味著李樹芳要穿過整個縣城。這里的派出所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如今，黃金埠的五家銀行所在地都已經被列為巡邏的重點。
“是他們太貪心了”
一個小學都沒畢業的農村婦女如何從事詐騙?
李樹芳依靠的作案工具只有三種，一只專門購買的魔音手機，可以變換男聲和女聲;一個從事詐騙所需要的劇本;還有轉賬用的銀行卡。
“這些只需要200塊錢。”李樹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村子里的電線桿上貼有招“學徒”的廣告。她只撥了一個電話，“教材”就送到了村口，一個騎著摩托車的年輕男人將東西遞給了她。
在余干，“重金求子”已經是產業鏈條齊全的行當，“有負責貼廣告的，有專門打電話的，還有負責取錢的、送東西的。”江埠鄉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而圍繞石溪村，周邊地區已經聚攏形成了余干“重金求子”的詐騙重災區。自2010年至今，余干總共抓獲了三百六十多名“重金求子”的涉案人員，其中二百多人來自石溪村以及與它相鄰的團林李家村，詐騙受害者遍布全國二十多個省區。
在這里，詐騙已經成為一種好的“活計”。“有的人相親，會問對方是做什么的，如果對方說是詐騙的，那這門婚事竟更容易成了。”一位江埠鄉的大學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事實上，余干“重金求子”的詐騙出現要早于2010年。那時，琚列武大學畢業，在上海工作。“我當時在街頭看到很多重金求子的廣告，那時沒有留意，但回來發現，很多都是我們余干人貼的。”
與其他的電信詐騙案一樣，重金求子詐騙案的作案者和受害者大多是跨區域的，二者不會產生正面接觸，不在同一地區，受害者就無法提供犯罪嫌疑人特征等相關資料。也正因為如此，公安機關一時難以確定具體的偵查范圍與方向。
“幾乎每個月，我們都會接到外地警方要求我們協查的案件，少則一兩起，多則五六起。”一名余干縣公安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中，就有重金求子的案件。
李樹芳支付了500塊錢的群發短信費用后，開始收到來自各地的電話。“作案人借助手機網絡、偽基站進行群發，一分鐘可以發送6萬條詐騙信息。”一位民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短信的內容大致為：本人，女，30歲，身高1.65米，膚白靚麗，楚楚動人，嫁香港富商，夫無生育能力，眼看雄厚資產無后繼承，為避免紛爭，借探親之機尋找體貼、健康、品正的男子共孕，通話滿意，將匯定金30萬元，安排住宿見面后，體檢簽約，有孕重酬150萬元。不影響家庭，本人親談，短信不回。
“他們一開頭就會問我要不要生孩子。也有人不相信的，我會直接把電話掛掉。”李樹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剛開始的時候，李樹芳也會有點擔心，但是隨著聊天的增多，她變得游刃有余了。按照手里的劇本，在男方提出見面后，李樹芳會向他提出第一筆費用，即誠意費，這發生在兩人開始聊天之后。一般來說，這個金額不會太多，一般為200-300元。
“他們有的人叫我老婆，我就會說自己的老公經常給我買東西，你是不是也得給我買點?”這是詐騙的第二環，以買衣服、買首飾的理由讓被騙人支付更多的錢。當然，李樹芳為此要設法說不少甜言蜜語。
開了這些頭之后，相繼的費用也隨之而來。兩人在一起生子的公證費、同居費和打定金的手續費，各種名頭一環扣一環，只是為了從受害者口袋中撈取更多的錢財。在索取公證費的環節中，為了讓受害者相信，還會有一個律師的角色跟其進行溝通。
“一般來說，重金求子都是有一個律師的角色相配合的，但是目前取證來看，李樹芳分飾了兩角。”負責此次案件的余干縣公安局辦案民警李云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為了讓受害者相信，李樹芳會提出與對方見面，并聲稱已經到了對方所在城市的某個酒店。她會借用改號軟件，讓對方誤以為電話真的是從當地打來的。然后在受害者上當后，借故說已經離開。
根據銀行流水顯示，李樹芳最多的一筆錢來自江蘇宿遷的一位名叫韓坤(化名)的農民，金額接近6萬元。從2015年6月初最初的兩三百元開始，到7月底，李樹芳一共從他那里收到了十多筆匯款，單筆最高的超過萬元。
“當我們帶著材料去找韓坤的時候，他不承認自己上當了，他主要是害怕家庭受到影響。”余干縣公安局刑警大隊中隊長時興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韓坤的妻子被診斷為癌癥晚期，兒子在外面打工賺錢，被騙的這些錢對他們來說是救命錢。
“我就說了一兩句話他就相信我了，是他們太貪心了。” 李樹芳并不關心被騙人到底是誰，又遭遇了哪些變故。
300人的大行動
2015年11月29日凌晨5點，余干縣公安局就已經燈火通明。三百多名公安干警在一樓大廳迅速地列隊整齊，民警們都佩戴了防暴槍、穿上了防彈衣。
他們今天的目標就是李樹芳所在的江埠鄉石溪村以及其隔壁的團林李家村。“我們將50%左右的家庭列為搜查的對象，每家都有個把人從事相應的詐騙活動。” 余干縣公安局辦公室主任謝鑫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這是毒瘤。” 余干縣副縣長、縣公安局局長陳關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電信詐騙已經嚴重影響了余干的地方形象，“一定要連根拔起、徹底打掉。”
陳關華的壓力很大。從2015年開始，全國加大了對電信詐騙的打擊力度。在2015年11月初公安部聯合23家部委打擊電信詐騙專項行動會議上，余干被點了名，并列為專項的首批目標。
“考慮到行動中會碰到很多困難，我們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遇到暴力抗法，一定要堅決依法處理掉。”陳關華說。
為了配合這次行動，上饒市公安局特警支隊調動了30名特警支援，市武警支隊也調動了50名武警。他們甚至專門買了一架無人機，用于搜捕時的空中偵察，防止突發事件。
余干縣刑偵大隊隊長劉華衛已經在這里工作了十多年，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此之前，公安局很少有如此聲勢浩大的行動。“在我們縣這一級，像這種大規模的執法行動，都是需要向上級請示匯報的。”
石溪村依河堤而建，綿延而深長，只有村頭和村尾兩個行車路口。根據安排，武警和特警負責守住路口和巡邏，其他的人均在當地派出所人員的帶領下進行搜查。
每個搜查小隊由十多人組成，包括放哨的、搜捕的。“我們年初就在準備這次行動，甚至還從市里請了教官，并購買了槍支彈藥。”謝鑫鑫說。
余干縣公安局如此大費周章是出于對當地宗族勢力的考慮。石溪村下設5個村小組，包括段家、張家、葉家、劉家、徐家五大姓氏，累計人口三千多人。“這些詐騙分子利用宗族勢力結成了同盟，我們擔心他們不配合，會暴力抗法。”謝鑫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石溪村的一個村民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前民警去抓人，他們村里的人就會拿著耙子、魚叉等工具堵在村口，不讓民警進村。
但行動比想象的順利。江埠鄉派出所的民警劉葉(化名)是石溪村的片警，已經在這里工作5年，他的任務是為行動的隊伍帶隊，在此之前，他已經將重點搜查對象所在的位置以及周圍環境摸得一清二楚。
張意華是此次抓捕的重點對象。2007年，他曾在北京汽車站騙取受害者5萬元錢，后在取保候審的過程中逃逸。劉葉帶著縣公安局民警到達他家的時候，已經是人去樓空。“前面一戶一戶搜下來，后面的人家聽到風聲，就逃走了。”
在團林李家村，目標對象李森福也逃跑了。當洪家嘴鄉派出所的民警帶著一幫人沖到他家的時候，只有他父親一個人蹲在家里。“他的父母勸兒子去自首，但是他本人還不愿意，一直在逃。”一位民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這次行動中，公安局共抓獲了21名犯罪嫌疑人，收繳了一大批用于“重金求子”詐騙活動的電腦、手機、銀行卡、信號發射器。大堆的工具甚至擺滿了整個辦公室。時興國對其中的微信群發器產生了興趣。那是一種手機大小的黑色盒子，只要機器打開，就可以將周圍的人強加為微信好友，群發詐騙信息。“我都不會用，詐騙又升級了。”時興國向《中國新聞周刊》感慨。
讓民警們吃驚的是，他們在很多人家里發現了自制鋼叉、梭標數百支，甚至還有弩、防彈背心、防彈頭盔和土銃。謝鑫鑫覺得這是初步的勝利，“現在起碼沒人敢在村子里打電話了。”
產業鏈家族式詐騙
許芳新(化名)在取保候審的單子上簽上她的名字。拿筆的手顫抖著，她的左手使勁按在紙上，以讓自己顫抖得不那么厲害。
她沒有上過學，這是她一生中為數不多的幾次簽名。三個字，她寫了有一分鐘。相比于簽名，她更習慣按手印。紅紅的手印按完之后，她就要離開這個待了一個月的看守所。
許芳新被關押的原因是包庇在逃的丈夫段興華。2013年4月中旬，段興華在某報致富先鋒欄目里刊登借腹生子的廣告，以此騙取受害人12萬多元。
“他其實是將整個報紙套印，更換了致富先鋒欄目里面的廣告。”時興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早期重金求子的一種形式，印刷廣告在人群集聚區分發。
2015年11月29日，當警察沖進許芳新家里的時候，她正試圖將家里兩臺舊的電腦往外扔，“電腦在家里放了很久，早就壞了。我看到其他人都在藏電腦，很害怕。”她向《中國新聞周刊》如此解釋。在這兩臺電腦里，辦案民警時興國發現了從事重金求子詐騙的資料。
許芳新知道丈夫在做“秘密”的事情，但是不清楚具體內容。被通緝后，段興華也曾回過幾次家，但待的時間很短，甚至兒子結婚的時候也只是回家里吃了個飯。
許芳新穿著一套黑灰格子的棉睡衣，腳上趿著一雙棉拖鞋，看起來很素凈。她低著頭，小心翼翼。
在看守所里，一想起丈夫，她就滿是恨意。“家里就我一個婦女操持，有八十多的婆婆，還有10歲的小孩。”她的手滿是褶皺，“這幾天在看守所待著，手都變得好了很多。” 她揉搓著雙手說。即使這樣，許芳新還是不忍心舉報丈夫，“我不管他，但是也不想害他。”
在余干，很多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都和許芳新一樣，成為了不同程度的“同謀者”。
和許芳新一起關押在看守所的李明房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是李樹芳的婆婆。在她的家里，也搜到了一系列的作案工具。當天，家里只有她一人。在警察盤問的時候，她依舊不承認兒子在做違法的事情。“我的兒子，在外面打工，做漆匠，每年好的時候能夠賺十多二十萬。”
2015年12月17日，余干縣警方剛剛協助江蘇宿遷警方，破獲了一起受害人遍及全國31個省份、涉案犯罪嫌疑人500余名的特大通信網絡詐騙案。作案人大多出自江埠鄉一個湯姓家族，涉案總值高達1200萬元。
在這個詐騙集團里，有“老總”負責引君入甕;有技術部門負責PS全套照片放到空間相冊，證明他就是老總;有創作部門根據主題創作“劇本”，包括老總聊到哪種程度時該說什么;有“知名律師”根據受害人經濟條件算出詐騙金額;還有業務部門負責將受害人的現金轉移。所有角色，一應俱全，都是親戚朋友扮演的。對于電信詐騙，他們已經非常嫻熟。
這也是余干詐騙擴張的主要途徑：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在這里，一個家里很多成員都參與到案件中去，但是很多如果拿不到確鑿證據，他們就不會承認，就定不了他們的罪。”這讓時興國非常無奈，整整一天，他都帶著隊友在村里的蘆葦蕩里尋找被丟棄的作案工具，手上盡是各種劃傷。可惜，一無所獲。
“因為能賺錢，所以不反對”
從縣城開車出來向東走，大概半小時，過了一個魚塘，就到了江埠鄉石溪村，石溪村的村口有一棵歪脖子樹，很好辨認。
在村子里，隨處可以看到“打擊電信詐騙”的標語，這些標語已經有了年頭，經過日曬雨淋變得模糊。此時，距離11月底的行動已經過了將近一個月。
石溪村的房子建設可以用“闊氣”來形容。村里子大多是四層以上的獨棟樓房，每層至少五六間房子。樓房外墻裝飾得相當精致，貼滿色彩濃郁的瓷磚，有的大氣復古，有的別致精細。
“我們村里平均每人只有四分地，人均年收入只有1800元。”石溪村書記葉長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過他依然回避“詐騙村”的事實，“我們這里詐騙的很少。小部分人搞這個事情。”
這里的片警劉葉對他的態度表示理解。“村干部也挺為難的，一方面要配合我們工作，一方面也不能得罪村民。得罪了，也要考慮子子孫孫要在這里生活。”
警車開進石溪村的小廣場時，在周邊閑聊的村民的目光一下子投了過來，他們大多是年邁的老人和婦女，涉嫌詐騙的年輕人都已經逃了出去。警車停下的時候，他們慢慢圍了過來，有的還跟民警打招呼。在行動過后，公安局在村子里進行大普查，村里16~60周歲的人都簽訂了不從事詐騙犯罪等違法犯罪活動的承諾書。對于警車隔三差五的到來，他們已經習慣了。
小廣場呈長條形，長50米左右。這里有一道黑板墻，是村里貼通告的地方。黑板墻上的廣告已經扯干凈，只留下漿糊的痕跡。電線桿上的廣告有的還在，仔細辨認后，發現是代發短信等業務。
一旁的屋墻上還貼著公安局懸賞的通告，不過，通告已經被村里的人撕去了大半：四排通緝嫌疑人的頭像只剩下了不到兩排，尤其是臉部位置都已經被摳掉。一旁的文字通告還好好地貼在那里，只是字跡變得有些模糊。
余干縣政法委副書記吳振富拿著宣傳海報，走到一邊的宣傳欄旁邊，海報的內容主要還是講述行動的成果，他希望以此來提高對村民的威懾力。一開口，他已經變成了余干的方言，而不再用普通話。或許覺得外地人聽不懂，他也因此而更加放得開。“詐騙的行為你們這些做父母的應該知道，但你們知道卻不說。你們不要貪這個便宜。”
“因為能夠賺錢，所以我們才不反對。”一位村民說。當他們自己聊起詐騙，并不回避，就像談論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而對外人，他們則緘口不言。
不斷壯大的詐騙圈
在江埠鄉副書記鄒國富看來，石溪村的詐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直以來，石溪都是遠近聞名的窮村子，“田比較少，加上道路不通，勤勞致富也沒有好的辦法，人一窮，歪門邪道比較多。”
已經在外地工作的吳明居住在距離石溪村5公里外的一個村子。上世紀80年代初，吳明讀初中時就開始聽石溪村的同學講村民出外搞錢的故事。最早的詐騙手段是“套鉛筆”，騙人者拿出兩支鉛筆，皮尺套在其中一支鉛筆上，并用皮尺將兩支鉛筆纏在一起，由圍觀者猜皮尺套在哪支鉛筆上。猜對者贏錢，猜錯者輸錢。
這其實是一種類似于小魔術的手法，變換全在皮尺的纏繞方法上，騙人者可以根據場景來隨時調整。“換句玩笑話，這還算是靠手藝吃飯。”時興國說。
那個時候，中國人口流動初現高峰期。和別的地區一樣，石溪村的村民也開始紛紛出外謀生。余干縣緊鄰福建，福建就成為村民外出的首選。而此時，福建就已經是詐騙高發的區域，不少村民也因此受影響。
1990年后，“手藝活”發生了質的變化，而逐漸演變為詐騙。石溪村的人開始扔假金戒指，騙撿起“金戒指”的人。為了讓人相信，金戒指外面會包著一個喜帖或者幾張看起來有用的票據。一旦有人撿拾起來，就會出現一名“分贓者”，接下來，分贓、要錢抵押等。
直到現在，扔金戒指的騙術依然猖獗，石溪村可謂是這一騙術的“引領者”。憑著假金戒指等騙術，石溪村開始富裕了起來。“石溪村90年代中期就開始建樓房，是當時周圍村子里最早的。”吳明猶記得自己的村子直到90年代末才有樓房出現。
在騙術不斷升級的過程中，詐騙的范圍也在慢慢擴張。吳明所在的村子也開始有人從事詐騙。吳明猶記得，當時石溪村有一戶人家的女兒嫁到了自己的村子里，帶動全家搞詐騙，然后慢慢傳開，“如今，整個村子很多人都在做這個。”吳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村里人經常邊打麻將邊打手機。
在吳明的村子里，對于上鉤者，他們一律稱為“豬”，而將騙人這種行為稱為“殺豬”。在當地，能騙人者被視為“聰明人”。
為了提供一條龍的服務，村子里甚至有人專門安裝了pos機，用以套現。一個小村子是藏不住事情的，套現地成了村里的信息源，誰家騙了多少，很快都能從這家傳開來。吳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詐騙從石溪村開始蔓延到周圍的村子，進而輻射到臨近的幾個鄉鎮，如洪家嘴鄉、三塘鄉。
余干的詐騙氣候開始受到外界關注是在2000年左右，此時正是電信詐騙開始在全國蔓延的時候。當時，詐騙術也再次升級。在全國各地的列車上、汽車站、火車站，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隨處可以看到余干人的身影。他們這一時期的騙術統稱為“腦溢血”詐騙案。
在這類騙術中，詐騙人冒充醫務人員，謊稱外出人員在異地患腦溢血等重病或遭遇車禍，哄騙其家屬將所謂“手術費”“醫療費”匯入指定賬號，少則幾千、多則十余萬。
2003年，在被央視《焦點訪談》曝光后，江西省有關部門和上饒市有關方面聯合余干縣，迅速成立“6·14”專案組，派出十余名便衣民警前往案發較為猖獗的廣州、武漢、福建、金華等地火車站，在當地警方的協助下進行秘密偵查。
目前已經是余干縣公安局指揮中心主任的劉瑋明當時被派到上海，他的主要工作是配合當地公安搞宣傳，“我們是告訴火車站、汽車站附近的人群不要相信和上當，這些都是余干人干的。”
后來，有腦溢血詐騙案的主犯被槍斃了，這件事轟動了整個余干縣城。然而，震懾力顯然沒有保持多久，詐騙開始死灰復燃。
“打擊詐騙，鄉政府這塊主要是做宣傳，其他也沒有好的手段。空口說白話，他們也聽不進去，有高額收入在那里誘惑。”鄒國富向《中國新聞周刊》陳述打擊不力的原因。
如果說剛開始從事詐騙是因為窮，那么后來則只是出于貪欲。“只要家里有合適的人選，一般都會做這個。村里有些包工頭，小老板都不干了，回來做這些。”吳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吳明的村子里，有的村干部往往是詐騙的佼佼者。“他們能說會道，家里人也多，自然賺的也多。”吳明說，不少村民在“豬”上鉤后，沒有把握，都會去找村干部幫忙。當然，這需要從詐騙所得款中取出一部分作為提成。
而隨著科技的發展，詐騙也更加具有隱蔽性。作案者只需要通過網絡智能語音平臺自動撥打軟件來撥打不特定用戶，或者是群發短信的手段就可實施詐騙，不會跟受害者產生正面接觸，跨區域犯罪的特征日趨明顯。
公安部統計，2014年全國電信詐騙發案四十余萬起，群眾損失107億元。而在2013年，電信詐騙案發案就已達三十余萬起，群眾被騙100億元。
“重金求子”的詐騙手法也從開始的街頭貼小廣告，發展到了登廣告、短信群發和電話群撥。“案件的受害者和報案者大多在外地，等我們知道的時候，大多都已成了氣候。”時興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詐騙人員“與時俱進”的學習能力讓時興國震驚。他曾經審訊過一個犯罪嫌疑人，小學三年級文化，連拼音都不會，但跟別人打字的時候從來不會有錯別字。“他們肯鉆研，會買手寫板，甚至買字典，一點點查拼音。”
2000元的寬帶
干縣所在的區域也被用綠色明顯標記，其他為人熟知的詐騙區廣西、海南、福建、云南等也都有顯示。毫無疑問，電信詐騙已經具有明顯的區域化特征。
曾有數據統計，全國范圍內，海南的騙子聚集人數最多，超過4萬人次，占全國騙子總數的30%;其次是廣西、福建。
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看來，這其實是中國特有的非正式的社會規則的一種體現。“只要一個地方有一個人做了一件事情，并獲取了利益，整個地區的人都會跟進學習。”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詐騙的區域化特征與一個地方的人占據一個產業是類似的，比如說申通快遞、圓通速遞等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均為浙江桐廬人開的。
在他看來，在這條獨具中國特色的“產業聚集”背景下，如果相應的條件不成熟或者不完善，很容易導致價值觀和是非觀的扭曲。
在專家眼中，電信詐騙的量刑輕，懲罰小，正是不完善條件的一種。到目前為止，法律對電信詐騙犯罪定罪量刑仍是采用普通的詐騙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最低入罪標準為3000元，而電信詐騙往往都是從小額度開始的。另外，電信詐騙數額的調查取證有一定難度，“受害者與罪犯不在同一地區，我們做事也需要同其他地方的兄弟機構溝通，取證費時費力也費錢。”時興國說。
防范意識的增強也是必須的，而這需要公安部門等相關機構加大事前宣傳力度。“公眾在接到詐騙或疑似詐騙的電話或短信之后要迅速向有關部門舉報，從而對電信詐騙形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態勢。” 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而在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眼中，電信詐騙案件，運營商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位昔日的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離任后，依然對電信詐騙非常關注。
“基于我對各種案件的分析以及受害者的回訪，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即他們會認定詐騙者是什么人、什么部門。”陳偉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實施電信詐騙者都會運用改號軟件來偽裝，騙取受害者的信任，“受害者甚至會打114查詢，證實后深信不疑。”
問題也就提出來了。陳偉才發現，在2013年30萬起電信詐騙案中，其中使用網絡改號電話作案的占90%以上。他甚至拿出一個《2013年被騙100億元電話詐騙利益分配圖》指出，其中，運營商在這個“詐騙蛋糕”中獲得10%的利益。
在他看來，解決電信詐騙亂象的一個重要的事情，是把虛擬改號的電話攔截下來，不能讓這些偽號接通電話用戶，而這是源頭所在。“同一個地址發出數量巨大的短信，運營商肯定知道在做什么，但為什么不主動去作為?因為涉及自身的利益。”
在陳偉才眼中，運營商的責任遠不止此。“一些員工非法出租網絡電話線路參與犯罪;手機實名制未落實，警方每打掉一個電話詐騙團伙，都能繳獲成百上千張無記名手機卡……” 他羅列著這些已經爛熟于心的問題。
而在余干縣，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暴露得更為嚴重。吳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村子里從事詐騙用的寬帶，都是專門定制的。“普通的寬帶一年只需要六七百塊錢，而用來詐騙的寬帶需要向運營商交兩千多元或者更高的費用。”
取保候審之后，李樹芳和丈夫徐家力回到村里。村民得知后，都說李樹芳傻，“在里面怎么能全交待呢?”李樹芳不以為然，反而有些悔悟，“被騙的人也挺不容易的，都掙的是辛苦錢。”徐家力坐在旁邊，話不多，他說最喜歡看的是白巖松主持的《新聞周刊》，“很正直，替老百姓說話。”
就在兩個月前，白巖松主持的另一檔節目《新聞1+1》曾專門揭露電信詐騙，但徐家力錯過了這一期，那時，他還在看守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