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半城市化”承擔痛苦的,正是千千萬萬正奔波在旅途中的農民工和他們的老婆孩子們,一到春節他們就不得不千軍萬馬趕回農村老家———這正是春運的主要壓力所在,這個壓力不是鐵路運輸部門能夠獨自承擔的,盡管他們已經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春運大幕剛一拉開,一條和春運有關的新聞就引起關注:在浙江金華市打工的陳偉偉因在金華火車西站買不到回河南老家的火車票,一氣之下,脫光衣服在售票大廳內裸奔,然后又到站長室脫衣裸奔,要求分管列車運行的副站長給個說法。
在春運緊張進行的時候,這條新聞釋放的無疑是人們對春運的不滿意。前幾天,圍繞著鐵道部一位官員關于2015年解決鐵路客運“一票難求”的言論,媒體上就有過諸多對春運期間“一票難求”的批評之聲。
其實,過多地指責鐵路部門未必公平,因為春運面臨的壓力,表面上是個運輸能力問題,背景卻是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民工的“半市民化”問題:雖然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一部分,但農民工卻不得不繼續那種城鄉兩棲的生活。鐵路部門無法破解這個難題,但卻必須直接面對這個難題帶來的壓力。
中國的城市化率,表面上每年都在提高,過去30年以及最近10年,城市人口比例每年提高3.2%。表面上看,好像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很快,成就巨大,但是,我們的城市化率是按常住人口統計的,目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為46.6%,其實,這個比例的人口,是指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無論被統計者的戶口是在城市還是農村。眼下中國有1.5億跨區域流動的農民工,他們被統計為城鎮居民,但并沒有享受到與城市戶籍人口相同的社會保障,比如在義務教育、保障性住房、醫療保障等其他公共服務方面,并未獲得與城市戶籍人口均等的權利,盡管他們為所在城市的GDP增長流了汗出了力。為“半城市化”承擔痛苦的,正是千千萬萬正奔波在旅途中的農民工和他們的老婆孩子們,一到春節他們就不得不千軍萬馬趕回農村老家———這正是春運的主要壓力所在,這個壓力不是鐵路運輸部門能夠獨自承擔的,盡管他們已經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關于城市化,中央的政策已經描繪得很清楚,城市化的本質,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城市化的主體,首先應該是已經在城鎮長期就業和居住的外來農民工。但城市化卻面臨著巨大的利益障礙,一些地方更愿意把城市化理解成把城市建得更豪華,對于外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卻不愿多談,理由很簡單,為外來農民工的公共服務埋單,勢必降低現有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務水平,這是外來農民工集中的地區政府尤其不愿意面對的問題。比如日前正在參加北京市兩會的潘石屹在微博上說,兩會上有好幾位代表都說,外地人搶了北京的資源,公交、醫療、教育、土地、水等等。這種排斥外地人的聲音,竟然成了地方人代會上的主流聲音,可見城市化進程中利益障礙有多大。
“十二五”期間,每年仍將有大批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如果這些進入城市的人,仍然像過去一樣無法真正成為市民,那么將來以后日積月累,春運的壓力不會越來越小,反而會越來越大。這絕不是危言聳聽,現在一些大城市在小學生源減少的情況下,寧愿把城市里好學校的班額縮減搞小班化的教學,也不愿讓農民工的子女多分享一點優質教育資源;更令人不解的是,現在一些城市不是適應城市化進程的趨勢,利用城市提供公共服務的低成本優勢,加快城市化進程讓更多的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而是設置重重障礙,實行比美國綠卡還要嚴格的準入政策,這事實上是在阻礙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進行到今天,我們應該清楚的一點是,不觸動現有利益格局,便沒有進一步推進城市化的動力。不消除農民工的“半市民化”狀態,希望通過幾年的努力破解春運難題,恐怕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從根本上破解春運的壓力,就必須直面中國的“半城市化”問題,讓外來農民工把城市真正當成自己的家,而不僅僅是“干活掙錢”的地方。
每年到了春運的時候,社會上都有對鐵路部門不滿的聲音,比如服務不周到啦、運力不足啦等等,這些問題肯定都存在,但是要知道,鐵路部門其實根本無法憑一己之力徹底緩解春運壓力,因為這個壓力不是鐵路運力問題,而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難題。如果能從這個角度理解,面對春運過程中出現的某些問題,我們就能心平氣和一點,就不會把對春運的不滿都指向鐵路部門,而會對進一步加快改革,尋找城市化的動力源多一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