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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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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的農村姑娘李芳(化名)失蹤了。
在新疆打工的父母趕回家發現，剛上小學的兒子已經餓了幾天，廚房和臥室許久未打掃，一片狼藉。
夫妻二人最終在北京一家小飯店找到女兒。靠洗盤子謀生的女兒看不出悔意，被父母拖回甘肅農村老家時，她一遍遍地強調：“再給弟弟做一年的飯，我就出去打工了。”
東部農村一個10歲的男孩提起父母扭頭就走；華中某村上小學的女童直言父母“是多余的”；一對在外打工的父母回到西北農村老家，勸說兒子回校上課，話沒說完母親就挨了兒子一耳光……
這些故事，都與《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年)》(以下簡稱《白皮書》)有關。今年，公益組織“上學路上”對山東、云南、甘肅等6個省(區、市)的農村兒童心靈狀況進行了調查，并發布此《白皮書》。
《白皮書》顯示，在總數達6100萬的留守兒童中，15.1%的孩子一年沒有見過父母，4.3%的孩子甚至和父母已有一年沒有聯系，“留守兒童的煩亂指數和迷茫指數都比非留守兒童高。長久缺失親子交流，他們孤獨、敏感、自卑，對前途不明確甚至感到悲觀”。
“只讓孩子吃飽穿暖哪夠？沒有親子教育和情感支持，整個家就像個空殼，親子關系早已是‘有名無實’、岌岌可危了，孩子和父母都很危險。”《白皮書》的編撰者、北京師范大學科學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亦菲說。
留守兒童的父母大多“羞于和孩子聊自己的工作”，他們缺少自信，不知道該聊什么，只能用盤問式的口氣一次次“關心”孩子的學習
被父母找到之前，李芳已近一年沒見到他們。
“他們把我當什么，現在憑什么管我？”她向特地前來調研的攝影師劉飛越，盤點起了父母的種種“罪狀”：對自己不聞不問、一年到頭也見不到人、好幾個月連個電話也沒有……
鏡頭里，李芳語氣冷漠，“像是在談論兩個陌生人”。
在劉飛越的調研中，類似的場景并不少見。李芳老家鄰村的三姐妹也是留守兒童。她們和爺爺一起生活，父母都在浙江一帶打工。一天晚飯后，母親打來長途電話，問大女兒是否想自己。
正看電視的女孩不假思索：“不想。”
“咋說話呢？”一旁的爺爺忍不住嘀咕。
“想。”
電話那頭的母親干笑了幾聲，改口道：“那讓妹妹接電話吧。”
大女兒像是“如釋重負”一般，把手機扔給了剛上小學的二妹。結果妹妹搖搖頭，意思自己不想接。
不到兩分鐘，電話掛了。
這是幾個月來母親打來的唯一一個電話。10歲的大女兒滿不在乎道：“問來問去都是那些東西，沒什么意思。”
孩子對父母的冷漠，引發了研究者的思考。“父母和孩子的話題貧乏得可憐，無外乎是問成績、問吃飽穿暖。根本原因是父母和孩子相處的時間太少，一點兒不了解孩子的情況，更談不上什么親子互動。”李亦菲理解孩子的表現，“這種模式化、盤問式的交流誰會喜歡？”
這名學者認為，究其原因，在于父母的工作性質。留守兒童的父母多在外從事體力勞動，“不體面”。不體面的工作意味著歧視和價值認同的缺失，他們缺少自尊，在孩子面前不自信。所以他們不知道能聊什么，只能一遍遍叮囑孩子要好好學習。無形中，留守兒童對自己的成績非常在意，成為一種持續的壓力。
“懂事一點兒的孩子清楚一件事，他們的父母非常在意自己的成績，甚至最在乎的就是分數。”李亦菲說，“歸根結底是這些父母都不想孩子再走他們的老路。”
《白皮書》統計顯示，69.2%的留守兒童不知道父母在外所從事的工作，留守兒童對自己成績不滿意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兒童。
這樣的交流，“注定只會讓孩子和父母越走越遠”。劉飛越回憶道，孩子接電話時難得微笑，反倒是常常露出一種“冷漠和應付”的表情。在他的鏡頭中，有男孩聽到父母打來電話，頭也不抬繼續打游戲，更多的孩子接了電話，滿口“嗯”“還行”“知道了”，再無其他。
一個13歲女孩因為埋怨母親離婚后遠走，最近幾年已經很少和媽媽通電話了。調研人員問她：“你媽媽現在在哪兒、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嗎？”
女孩平靜地回答：“可能在北京吧，沒準兒已經死了。”
“會說出這樣的話，可以想見她對家庭的概念已經淡薄到何種程度。”李亦菲嘆息道，“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矛盾與隔閡越積越深，親子關系中的情感互動和支持或已崩塌。”
太多留守兒童缺少家庭教育，這讓他們沒有人生目標也養不成好的學習生活習慣，最后幾乎只剩一條路——自暴自棄
回到老家，李芳沒再去上學。她每天給弟弟做早晚兩頓飯，剩下的時間跟著村里的人上山挖樹苗，一天掙30塊錢。
這個17歲的女孩至今沒有小學畢業。劉飛越問她以后想干什么、有沒有什么理想，李芳的眼神里沒起一絲波瀾，思考了好一會兒：“不知道。”
在西北的一個村子，劉飛越發現，村里孩子的暑假時間幾乎全被“浪費掉了”。十來個孩子每天聚在一起，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在草地打滾，一群人哈哈傻笑。熱了便下河洗澡，天色暗了就回家。
安全和學習不會有人提及。家中年邁的爺爺奶奶把飯做完，大都下地或干家務活兒去了。不出去玩的孩子拿出手機或打開電視，一待就是一天。
一個可以玩一整天“賽車游戲”的10歲男孩告訴劉飛越，自己在上學時也是如此，等再過上幾年，“我要和朋友們一起出去打工”。
今年9月開學時，劉飛越跟著男孩，去了他和同學在鄉中心小學旁租的平房。一間10多平方米的臥室，炕上躺了4個男孩，齊刷刷地埋頭玩著手機游戲。旁邊的小屋子，5個爐子正冒著黑煙，里面是洋芋和米飯，那是男孩的晚餐。
“沒人能管能教，孩子都在野蠻生長，怎么能好好讀書？最后還不都走了他們父母的老路！”他憤憤不平。
調研人員曾集中對一個村子的50名留守兒童做過一對一交流，其中80%的孩子表示，自己沒有理想。有孩子說：“原先有過，現在沒了。”
這樣的回答讓“上學路上”公益組織負責人劉新宇很不是滋味。他說，城里的孩子說起理想，都是天馬行空，有人要當總理有人要當廚師，他們至少敢想，父母會鼓勵孩子去做，可留守兒童連想都不想。
“他們是內心沒有‘力量’的一群孩子。”頓了頓，這個年輕的父親總結道。
通過調研分析，研究人員發現，留守兒童“普遍容易出現害怕、憂愁、迷茫等消極情緒，反映留守兒童感知到的現實生存條件處于不利狀況”。
讓調研人員擔憂的是，許多留守兒童和父母的關系已經“陌生冰冷”，父母想要管教孩子更是難上加難，幾乎只剩暴力的手段。
西部農村的一個父親因為孩子輟學，從外地匆匆趕回。夕陽下，父親坐在屋里，一根接著一根抽煙。兒子靠在門邊，撿起石子打自家的豬和雞。
盡管相隔不到5米，但父子倆整個下午沒說一句話。直到入夜，調研人員才聽到30多歲的父親罵道，“你上不上學？不上學老子打死你。”
隔壁村子幾個男孩的情況或許更具代表性。十四五歲的少年已經穿上劣質西服抽起了煙，每天混跡網吧。一個男孩的母親從北京趕回來，一把打掉孩子手里的煙，罵罵咧咧訓斥孩子。男孩惱怒，連扇媽媽好幾個耳光。
李亦菲對此甚感擔憂。“這些帶著負面情緒、又不具備技能和知識的孩子，缺乏自尊又沒有付出的能力，長大了走向社會能做什么？”他自問自答，“破壞。孩子沒有人生目標也沒養成好的學習和生活習慣，很容易對未來失望，他們最后大都走向了一條路——自暴自棄。”
留守兒童的現狀有些像“糖尿病”，是嚴重的疾病，但不是絕癥，可以通過一些手段緩解病痛、控制病情
劉飛越見過李芳的父母，兩個面色暗黃、老實巴交的農民，坐在炕上不停抹淚，母親不住央求劉飛越，再去勸說女兒繼續讀書。
她很快就要回工廠，但女兒始終讓她放心不下，就這么走了，“覺都會睡不著”。
被兒子甩了幾巴掌的母親再不跟兒子說話。她跟調研人員說，只盼著兒子早點滿18歲，以后就讓他自生自滅。
在李亦菲看來，正常的親子關系中，父母需要從子女那里獲得心靈安慰，這往往是支撐這些中年男女日復一日辛苦勞作的“最大動力”。如果孩子厭惡父母和家庭，“難保父母不會因此悲傷甚至崩潰”。
這種現象在西部尤其明顯。據調研人員的調查，在西北多個鄉中心小學，留守兒童的比例超過90%，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孩子無法正常完成學業，“混社會”“打工”的都有，甚至有極個別孩子開始偷盜、行騙。
留守兒童的種種現象，已經引起社會關注，對他們的幫扶也源源不斷。
一次，劉新宇到西南深山的村落調研，發現幾乎所有孩子都在用手機，甚至有人用較為高檔的蘋果手機。志愿者送來一板車衣服，孩子們排隊領取，“跟菜場撿菜一樣”。當地一個留守兒童的家里，放了兩個一模一樣的書包，拆都沒拆。男孩說，書包是兩批不同的志愿者送的。
劉新宇當場就怒了：“一看就是志愿者在鎮上的超市買的，這么折騰不累嗎？”
這個公益人士一樁樁盤點著：有公益組織把孩子的媽媽拉回鎮里工作，發展當地特色產業，但這是逆城市化的行為。“或許一處兩處可行，但全國范圍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還有公益組織給留守兒童招攬臨時父母。短短幾十天后，臨時父母喚醒了孩子對家庭的需求，便趕著離開村子回到原來的生活。
這些行為在劉新宇眼中或多或少都帶有作秀的成分。“不少大眾仍然單純地認為，幫助留守兒童和扶貧差不多，給錢就行了。”他說，“這種方法行不通，父母在留守兒童的成長過程中是不可代替的。”
在他看來，留守兒童的現狀有些像“糖尿病”，“是嚴重的疾病，但不是絕癥，可以通過一些手段緩解病痛、控制病情”。
廣播、音樂、書籍等，是他眼中的“良藥”。他認為，公益組織應該給孩子種下美的種子，讓藝術生根發芽，給予心靈寄托，培養興趣愛好，盡可能排解他們的煩亂和迷茫。
他所在的“上學路上”做了一批廣播節目，里面有調研人員“篩了好幾遍”的兒童文學作品，也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專業人士為孩子們挑選的“美好音樂”。他們給孩子發放故事盒子，一個類似MP3的電子設備，讓孩子上學放學乃至課間的時候，“接受藝術的治療”。
通過半年的量表追蹤，他們發現，使用故事盒子的留守兒童中，有64%的孩子情緒指標有所好轉。
云南一個10多歲的男孩愛上了聽故事。他告訴劉新宇：“我以后娶老婆，一定會對她很好很好。”一旁的兒童問題專家有些動容：“100多塊錢的東西，就能讓一個孩子對家庭關系有新的理解，或許從此就會多一個幸福的家庭。”
“不僅是孩子需要‘治療’，家人乃至整個社會也需要調整思路。”李亦菲說，城鎮化浪潮下，農村父母和孩子分離是大勢所趨，重新搭建一個緊密的親子關系迫在眉睫。
在他看來，這不但需要父母和孩子相互依存、發展，更要靠兩代人之間共同的追求和興趣來維系。核心則是，“父母該給孩子一個正確、清晰的人生目標”。
對不少農村父母而言，這是一道“難度很大的考題”。劉飛越前不久曾到李芳所在的村子回訪，但連著好幾次，他都沒有碰見這個女孩。挖樹苗的活兒停了，沒人知道輟學的李芳人在哪兒，“很快就到一年了，她說給弟弟做完一年飯就要離開，上次是父母把她拉回來，這次該換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