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難之下,商人該何去何從?
日光之下,并無新事。徐明的魔幻現實主義死亡,引出的還是老話題:變態、扭曲的政商關系之下,商人如何自處。
徐明代表了一種路徑,即以商人之身,主動、積極介入政治,企望化政治于掌心,用權力加持生意。這一路的先驅與集大成者,當數呂不韋。然而縱觀古今,歷歷來時路上,鋪滿了用鮮血與死亡編織的悲??;從呂不韋,經胡雪巖,到徐明,無不黯然棄世,甚至難得善終。
與此相對,有人主張,商人應該遠離政治、絕緣政治。
譬如被中國企業家奉若神明的“企業家教父”柳傳志。2013年6月,他與一些商人座談,有感于當時的嚴峻形勢,提出“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這是他的一貫觀點。對于環境,他的主旨不是改善,而是適應;對于政治,他的主旨不是抗衡,而是忍受。
再如被代言的李嘉誠。當他從中國撤資,有人高呼“別讓李嘉誠跑了”,有人則為他辯護,代他立言,那篇風靡一時的《李嘉誠的辯護:我不會跑,也跑不了》,文中云:“……不要試圖讓商人去承擔國家的政治責任,也不要試圖用政治去影響商人的經營理念。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我就是一個商人,會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絕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們的事情?!彼^“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與柳傳志所言“在商言商”“只講商業不談政治”,本質上如出一轍,盡管前者聽起來更堂皇。
然而,這只是世人的揣測,與李嘉誠本身的想法不免有些距離。媒體采訪李嘉誠:“有人說,商人不談國是。你關心中國政治嗎?”他答:“我不是聰明的人。你提到的是明哲保身,不過如果政治問題真的沖著自己而來,擔憂也沒用。我沒有參與政治,但我關心政治,政治跟經濟根本是手和腳的關系,假如兩者背道而馳,就難以處理。”他選擇撤資,恰因當下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背道而馳。這番話,顯出了他與柳傳志的根本差異,柳氏大抵屬于他所批判的“明哲保身”之流。
李嘉誠處理政商關系,可謂“霸王道雜之”,該抗爭便抗爭,該妥協便妥協。從中國撤資,可視為一種被動的抗爭;針對“別讓李嘉誠跑了”的喊殺之聲,他的公開回應,則屬妥協。其回應共計四點,每一點都與政治有關,不是向權力者表態、背書,就是借重權力為自己辯護,其中屢屢出現國家領導人與政策的名目,拉大旗作虎皮,氣節喪盡,令人鄙棄。不過,這才是最真實的李嘉誠??v使被譽為“超人”,他并不超脫,必須與政治周旋,推杯換盞,曲意逢迎。他充分享受了威權的紅利,同時為之而驚懼。不妨說,他的回應,不是向公眾回應,而是向權力者回應。
以李嘉誠反觀柳傳志,可知后者問題出在哪里:不在“在商言商”,而在“不談政治”。“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只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狀態?,F實之中,絕無可能在“不談政治”的前提之下,還能“在商言商”。老話說,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卻在關心你,對商人而言,不管是否過問政治,政治都不會放過商人。在橫行無忌的政治干涉之下,所謂“在商言商”,只能是一句空談,所謂遠離與絕緣政治,只能是一句謊言。說這話與信這話的人們,不是傻子,就是騙子,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也許兩者兼而有之。
我愿以最大的善意,理解柳傳志們的言行。然而必須指出,他們的故作姿態,未必能取得預期效果。從這兩年的進程來看,政商關系以及經濟狀況,并不因商人的緘默、退守與自我審查,而有絲毫改善。其實不難想見,鴕鳥策略能改變什么呢,把頭埋進翅膀,沉迷于虛幻的安全感,實則外界早已天昏地暗,暴風驟雨近在身前。
由此構成了商人與商業的最大困境:介入政治,有風險,絕緣政治,則不可能;關心政治,政治會反咬一口,不問政治,政治則緊追不舍。兩難之下,商人該何去何從?
李嘉誠提供了一種答案。享盡了政治紅利,然后宣告“老子不玩了”,揮一揮衣袖,便跳出政治泥沼,何其決絕,何其瀟灑。只是這樣的玩法,需要巨大資本,一般人無法效仿。何況,揣摩他的回應,足見他還是有些顧忌,并未徹底擺脫中國特色政商關系的糾結。
對一般商人而言,唯有一條出路。須知在商言商,是商人的本分;關心政治,則是公民的本分。如果商人企圖拋開公民的身份,的確有理由不問政治,可是如此一來,他終將與正常、健康的政商關系,與“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的理想漸行漸遠。反之,他則必須直視政治,關心政治。正如約瑟夫·布羅茨基所言:“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鄙虡I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商業為止,直到正常、健康的政商關系誕生為止,直到適合“在商言商”的政治環境出現為止。
質言之,關心政治,不僅是商人的自由,還是公民的責任,自由可以拋開,責任不可放棄。
這么說,并非強迫商人去關心政治,只是提醒,倘不關心政治,可能導致什么后果。最近一個案例,便是“相信你這個企業只要自己沒有犯錯誤,沒有亂來,政府不會整你”的郭廣昌。他的遭遇,猶如一把殘酷的冰刀,割開了“在商言商”的脆弱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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