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友在南京地鐵10號線上看到兩個席地而坐的民工。車廂里明明有很多空位,兩人卻坐在地上,可能是怕把座位弄臟。網友被這一幕打動,并順手拍下照片傳到了網上。記者聯系上了這位網友,她回想起來,直說“覺得很心酸”。(11月22日《現代快報》)
在現代社會,便利、快捷的地鐵已經成為人們重要的出行方式。作為一個流動的公共空間,地鐵對所有乘客一視同仁,所有的乘客都可以平等地坐到地鐵座位上。然而,在許多大城市,“農民工坐地上”卻頻繁地上演。透過這面鏡子,我們可以更多地觀察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
和其他乘客一樣,農民工也有乘坐地鐵的需要。農民工購票乘車,享有和其他乘客一樣的“坐下來”權利。從表面上,“有座位不坐”是一種理性缺失;從本質上看,“農民工坐地上”則是社會排斥的產物——在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工成為游走在城市和鄉村夾縫地帶的邊緣人,勞動者應有的體面和尊嚴處于一種被遺忘、被漠視的境地。
正如《不平等的痛苦》一書所言,利用“社會比較和歧視弱勢群體”來獲取社會地位和優越感,正是社會排斥的根源。”不論是嫌棄農民工背包大將其攆跑,還是厭惡農民工汗味重將其驅趕,抑或是指責農民工滿身污垢“離我遠點”,被勢利和冷漠裹挾的一些人,很容易將農民工當成社會排斥的對象。
“農民工坐地上”既有外部的社會歧視的因素,也和農民工的生存生態密不可分。在勞動力市場處于低端位置的農民工,通常難以承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城市難以融入,鄉村才是他們最后的歸宿;戶籍、財富、受教育水平、社會保障等構成了形形色色的邊界,將農民工和市民區隔開來,在精神世界上形成了兩個不同的群體——作為城里人的“你們”和作為農村人的“我們”。
在通常情況下,市民和農民工缺乏足夠的交集;即使在公交車、地鐵、火車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共處一室,雙方也難以在社會心理上獲得真正的平等。作為“漂泊的候鳥”和所謂城市文明的闖人者,農民工為了減少和市民發生摩擦與糾紛,往往會采取一種自我矮化、自我鞭笞甚至自我犧牲的方式來進行權利讓渡,從而換取“和為貴”。
一個旨在讓勞動者“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靈上多一些溫暖”的社會,“農民工坐地上”應該越來越少。不論是提升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機會和待遇,還是完善社會保障,抑或消減制度的壁壘和人為的藩籬,只有促進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讓農民工在城市感受到更多的制度護佑和人文關懷,“有座位不坐”的權利空置才會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