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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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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江干區67歲農民謝大伯告訴記者，他家里4口人，如今擁有300平方米房子。自住100平方米，另外200平方米出租，不種地不養豬，一年的房租收入有好幾萬元。據他說，在這里，農民土地被征用后，每戶可以分到兩三套房子。
63歲丁橋村民傅大根說，政府為拆遷戶辦了社會保險，現在他每月可領到一筆“退休工資”，看病有保險。每年還可以獲得村里“留用地”開發經營收益的分紅。
大批農民搬離農村宅基地，住進城里公寓，得到物管服務，政府發給房產“三證”，享受社保和醫保。這些農民安置房一點不比商品房差。
記者在安置房項目杭州大塘社區看到，每戶配備停車庫(位)、儲物間，門窗采用中空玻璃，墻體采用墻內保溫技術，社區配備有線寬帶、小區電子巡更系統、背景廣播系統、可視對講系統等，實現智能化管理。
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由于身份仍是農民，他們享受不到城鎮居民的子女教育、職業培訓、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等待遇。現在，這些問題通過“置換”都得到了解決，居住環境得到較大改善。
杭州市區兩年前推行“以宅基地換住房、以承包地換社保”同步操作的“兩合一”模式，一攬子解決農民的住房與社保問題，杭州下屬5縣(市)也開始探索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城鎮社會保障、以農村宅基地和農民住房置換城鎮產權住房、以集體資產所有權置換股份合作社股權“三個置換”。
新村主人還是農民
好事辦得不好就會變壞事，“置換”也引發不少人疑慮，出現不少違背農民意愿、侵害農民利益的情況。如何避免農民 “被上樓”呢？
杭州市在征地拆遷中“先建后拆”，先造新房，從征地拆遷到安置房建設的每個環節都交給農民決策。如何規劃，用什么材料，選誰來施工，都由農民自己決定。農民先看到新家園，覺得好，再簽訂拆遷安置協議，覺得不好再改進。
在寧波市鄞州區，舊村拆不拆，新村建不建，怎樣建設，都由農民說了算。將村莊化為幾個街區，每個街區幾十戶人家自己拆、自己建，資金、利益分配等問題完全由農民自己決定，只要有一戶不同意拆遷，整個街區就都不建。
在過去8年中，該區共投入資金104億元，新村建設規模1000多萬平方米，為農村居民提供了8萬多套新房源，入住農民達11萬多人，卻實現“零強拆、零上訪、零事故”。
自己的新村自己建，激發了農民群眾極大的熱情。
為了集約利用土地，實現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在全國各地不少城市，新村建設都促進加快農村人口向中心城區、中心鎮、中心村集聚集中。政府希望農戶集中建設聯排住宅和多層、小高層甚至高層住宅，提高土地利用率，向空間要資源。
最好的方法是通過補助、獎勵等對農民進行引導而不是強制。比如寧波鄞州區規定，對農居小區建筑層高在5層以上的，給予每平方米100至140元的補助。目前該區已建在建的農民集中居住小區平均容積率達到1.35，多層公寓式住宅占總量的77%，共節約土地2200多畝，節地率達到42.3%。
塑造“新市民”精神
從過去的不能上市交易的農民房，到每戶擁有多套全產權城鎮房產，農民變成市民，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耕作者變成了有財產性收入的房東、股東。
寧波鄞州區政府統計，通過新村建設，農民家庭資產迅速增加。據估算，原來農民的房產價值在2至10萬元之間，經過改造建設，增值至少達到了10倍以上。
生活和生產方式改變了，但人的“城市化”并沒有完全跟上。
離開田野，住進小區，不再“雞犬之聲相聞”，到處是水泥森林。生活變化了，環境不同了，鄰里關系取代了“鄉里鄉親”，一些農民感到迷惘。
為了解決失地農民在城市化大潮中“身份迷失”帶來的精神空虛，很多地方還嘗試用“文化”來調適、充實“新市民”的精神世界，革除低級落后的習俗，試圖培養出積極向上、健康進取的新市民精神。
“現在站在舞臺上，我能鎮定自若地表演節目，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原居住在寧波農村的林賽芬，自打成了怡峰社區居民，成了一名文藝骨干。“文化活動天天有，廣場演出周周新，我們的日子越過越精彩。”
她所在的寧波北侖區在推進城市化、促進更多農民變市民的同時，從2006年開始，每年投入1000多萬元實施“農村文化陽光工程”，率先在全省實現村落文化宮全覆蓋，196個村的村民全部納入“15分鐘文化活動圈”。大批農村文藝骨干正在涌現。
如何避免“食利階層”形成，為新市民創造全新的精神生活和社區文化，浙江各地也想了不少新招。
杭州、寧波等不少地區都采取了給農民提供技能培訓，開設“新市民”教育課程，提供各種資金予以扶助、獎勵。一些城區政府與職業技術學院合作建立了專業高技能人才培訓和實習基地，采取政府下單、學校接單、失土失業人員菜單式定向免費培訓的方式，重點培訓緊缺工種技能。
杭州市江干區最近出臺文件，征地拆遷、撤村建居后的農民，如果就業、創業或讀書，都將獲得政府的現金獎勵和各種補貼。
不把“城市標準”
強加給農村
記者在湖州市德清縣東舍墩村的“和美鄉風館”看到，墻上掛著村里的勞動能手、好婆媳的照片，各行各業優秀人物的照片，還有村里出的大學生名單。旁邊的村民告訴記者，現在大家都希望婆媳關系處得好，家庭和睦，自家子女有出息，“名字就能進這個館了”。
在新市鎮白彪村，記者看到“和美鄉風館”掛滿了該村歷史上曾經出過的進士等古代先賢以及現代名人資料。本村出去在外當領導干部的也掛在墻上。村干部告訴記者，這些人要是犯了錯誤，就要拿下來，全家人在村里都抬不起頭，來自鄉里鄉親的監督最符合國情，最有制約力。
德清縣在城市化進程中，沒有按照“城里人”的標準向農村“輸出文明”，而是充分尊重農村古已有之的建鄉賢祠傳統，在各村全面推行既有時代精神、又契合鄉村認知的“和美鄉風館”建設，成為新時代的“鄉賢祠”。
德清縣委宣傳部潘建明說，鄉村最在乎 “進祠堂”，這和城里人不一樣，只有順應并傳承鄉村傳統，城鄉一體化形成的新文明才能在農民變市民的過程中做到入耳入腦入心。
一些專家指出，保護鄉村文化，絕不能搞“假古董”，也不能將“城市標準”強加給農村，農村有自己不同于城市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一定要尊重、遵循鄉村特有的文脈，并不斷推陳出新，實現傳統和現代文明的結合，才能擁有長久的生命力。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楊建華指出，城鄉一體化不是一律化，城鄉一體化既需要將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延伸到村，讓農民像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公共產品與服務，又需要保護村落優秀傳統文明元素。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村落大國”，大大小小的村落支撐中國發展的基礎，鄉村文化在維護社會秩序、增進成員團結、傳承人文傳統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世博會鄉村案例館設計者中國美院王澍教授認為，鄉村發展應有不同于城市的評價體系，“城市化”不能理解成就是“消滅鄉村變城市”，中國鄉村應走出一條具有獨特生產、生活形態的科學發展之路。市民和村民共享優質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但鄉村獨有的文明形態和傳統“DNA”依然能和城市文化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