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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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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社會學看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是嵌入在社會環境中的，影響資本行為選擇因素是多重的。資本行為的理性選擇也不是一味地追求抽象的收益最大化，而是有具體內涵的。
全球化的推進衍生出兩個結果：一是國際專業分工的形成，這成為各國選擇比較發展優勢的基本前提；二是打破了國家、勞工、資本三方的力量均衡，離岸生產或外包生產成為資本抵制勞工福利要求的重要工具。不過，在現實的資本全球化的展開過程中，這種貌似純粹的經濟行為帶來的結果，卻是生產過程中勞資關系的全面重構。從資本與勞工互動的角度來看，全球化的實質是自由市場與勞工權利保護之間斗爭展開的運動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勞工維權與資本去留的問題絕不是一個抽象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具有豐富內容的社會性議題。
比較優勢戰略下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盡管比較優勢理論源于19世紀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但是在哈維等人看來，真正使比較優勢戰略大行其道的推力是全球化。一是資本通過全球化流動構建起全球生產網絡，是以空間性位移的方式解決資本主義內部過度積累的矛盾；二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制造業全面衰退，產業轉移成為資本的自救選擇；三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與生產方式的高度彈性化，即由原來相對剛性的福特式轉向多元化的“彈性專業化”，需要豐富而低廉的勞動力為靈活多元的生產方式提供支撐；四是消費中心主義為“全球化資本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支持。
盡管全球化的生產價值鏈條是嚴重的不平等交換，但在比較優勢戰略的作用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是各取所需的。發展中國家通常將此作為一種有效實現短期高速增長的過渡發展模式，其最終目的在于通過當下的資源稟賦換取將來的發展模式轉型——或許這并不能如愿。
全球自由市場的形成及低勞動力要素成本是比較優勢戰略成立的兩個基本前提條件（也有些例外，如利用石油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的歐佩克成員國）。就中國而言，吸引外資、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是我們主要的經濟增長方式。比較優勢戰略使中國適時抓住了第二次制造業外包的機遇，成為中國改革30多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動力。
但是，比較優勢戰略所形成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一是因為代工產業處于全球生產價值鏈的低端，可替代性強且附加值低，對外資的依附性強；二是因為基于低廉勞工所形成的比較利益是共享型的。低勞工成本在增強產品競爭力的同時也使收益向產業上游轉移，據統計，我國私有資本的積累率高達61%，而工資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不足10%。所以，通常會認為當一國經濟水平達到劉易斯拐點后，依賴于人口紅利的勞動密集型代工產業模式將會面臨極大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就表現在勞工追求福利權益的抗爭行為。
勞動成本不是影響資本選擇行為唯一因素
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對于中國勞工福利權益來說，代工型生產方式必定會壓制勞工抗爭進而從反面助長資本的強勢地位。首先，在資本跨國自由流動與勞工無法跨國界轉移與團結并存的情況下，資本可以通過撤資來要挾政府勞動保護法規。其次，一旦進入以低廉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的發展模式之中，就會迫使我們進入所謂的倒退式競爭，壓低勞工福利成為國家/各級政府吸引外資流入的重要手段。
當富士康、廣本事件爆發后，代工產業中以最大限度壓縮勞工成本為支點的工廠體制重新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思考。但是比較優勢模式卻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即一旦我們賴以發展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消失后，資本逐利本性將會促使其尋找新的替代者。甚至有學者指出，如果中國代工企業普漲工資達到25%，就意味著中國今后不再有廉價勞動力，東南沿海的制造業將會不堪勞動力成本之虞而進行空間轉移——越南或印度將會成為制造業工序的新承接者。
這種錯覺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比較優勢理論一方面將勞動視為唯一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另一方面將勞工成本與資本流動之間的關系想象為一種單純的零和博弈。而對于資本通過霸權專制主義體制壓制勞工福利的行為，我們通常立足于一種道德經濟學的立場，應然性地倡導勞工權利需要保護而資本應該提高勞工報酬。在現實的勞資糾紛干預過程中，由于這種倡導未能抓住問題的本質，進而會遭到資本的“勇敢”抵制而無法操作。
其實，在經濟社會學看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是嵌入在社會環境中的，影響資本行為選擇因素是多重的。資本行為的理性選擇也不是一味地追求抽象的收益最大化，而是有具體內涵的——在不同的環境下，資本理性選擇最關切的對象與內容是不同的。比如在競爭優勢理論的鉆石體系之中，影響資本行為的除了勞動力成本因素外，政府與機會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中國勞工品質更具吸引力
在實證測量上，人力資本通常被劃分為五個操作變量，即知識、技能、健康、遷移能力及思想觀念。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的知識與技能水平是有具體標準可循的，較易客觀化為勞動力價格。但對于“遷移能力與思想觀念”則爭議較多，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遷移能力主要體現為勞動者人格，包括外傾性、責任心、經驗開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勞動者的思想觀念包括效率觀念、時間觀念、創新觀念等。在實際的經驗測量中，這兩個變量往往難以操作，即使能夠進行測量（如卡特爾人格問卷等），這類方法的權重判定也帶有主觀性，且大范圍的實際操作成本巨大。
筆者在此舍棄了常用的人力資本概念，而使用勞工品質概念，基于兩個考慮：一是人力資本概念未能覆蓋到中國勞工價格低廉的這個事實；二是人力資本概念中的主觀變量部分也未觸及到中國勞工的傳統勞動道德——守規矩。在具體的操作化測量上，將勞工品質劃分為三個變量：勞工技能水平、勞動報酬水平以及勞動紀律性。其中，前兩個變量可以沿用人力資本的操作方法進行測量。在對“勞動紀律性”進行測量時，為了避免陷入主觀隨意的陷阱，筆者立足于經濟社會學的方法與理論，認為“勞動紀律性”是制度建構的結果，中國的勞工政策及優待資本的各種政策是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如此處理的另一個重要根據在于，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已經證明了，在以德日為代表的協調性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工的守規矩品質源自其統合主義的勞動體制。而且對資本選擇行為而言，勞工守規矩品質幾乎是與其技能水平同樣重要的影響因子，這就是為什么在馬克思以及勞動社會學的大量研究中，我們會看到大量資本家愿意雇傭技能水平較低但更聽話的女工替代男工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一來，勞動紀律性的操作化測量也就可行了，且具有較強的客觀性。
人力資本理論的定量研究已經證明，人力資本區域差異與資本投資行為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這一原理也適用于討論勞工品質與資本空間轉移的相關性問題，將來的研究工作需要重點放在通過國家間的比較研究（印度與中國勞工品質之間的比較）來對這個假設進行檢驗。相較于印度，中國勞工的品質對于跨國資本更具吸引力。換言之，跨國資本不會僅僅因為勞工漲薪——勞動力成本提升這個單一因素而決定撤資流向勞工品質較差的印度。或許將來可能出現如下情況：（1）對于勞動政策的制定者——政府而言，如果認識到中國勞工品質的競爭優勢，將會有利于實現勞工運動的非政治化，勞工權益保護也將會成為勞動政策的主要內容；（2）對于資本而言，它或許會通過在中國國內的地域轉移來消化勞動力成本上升所造成的壓力，顯然這種產業的空間轉移不會對中國總體經濟造成損害，甚至有利于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平衡；（3）對于以代工產業為支柱的“長三角”和“珠三角”而言，這會形成倒逼壓力，推動其加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