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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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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市交警局相關負責人向《法制日報》記者透露，該局正在與多家征信機構聯合建立深圳交通參與者征信體系，意將交通違法與個人信用貸款、買房等掛鉤，以此遏制行人闖紅燈等交通違法行為。
地方交警部門將闖紅燈違法行為納入個人征信體系，影響其貸款、買房、就業、保險等，使其“一處失信，處處受限”，以此來遏制闖紅燈交通違法行為，應該說體現了地方“猛藥治疴”的決心。
但是，社會征信體系事關重大，涉及人們生存、生活、社會交往的重大公民權利，將信用管理作為新型的社會管理手段，務須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闖紅燈作為一種輕微違法行為，成為公民信用污點，須有充足的法律依據。納入征信系統不能成為行政部門管理的“捷徑”，不能因為行政管理的方便和急功近利，而讓公民付出與其違法行為不相對稱的法律代價。
一是，國家層面尚沒有就“信用”立法，社會信用管理體系還很不完善，記錄個人信用污點并發揮多部門“聯合懲戒”的“大殺器”作用，應該慎之又慎，充分注重法理基礎和可行性。闖紅燈作為交通違法行為，自有《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專門法律規制，如果行政處罰之外再施以社會信用體系的“惡評”，本身屬于法外施法，在國家法律缺乏的情況下，至少也應有部門規章或地方立法等依據。深圳交警局作為地方執法部門，直接“與多家征信機構聯合建立深圳交通參與者征信體系”，并沒有相應的立法依據或法律授權，這些征信機構是否配合也是未知之數。
二是，征信體系是社會系統工程，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搞單兵突擊，而且征信一般與民事契約、經濟活動關聯，不是一個“大框”，什么都往里面裝，交通違法主要應立足于交通執法本身解決，否則會適得其反，讓征信體系因為濫用而混亂不堪。如果簡單把闖紅燈的“中國式過馬路”納入信用污點，那沖搶斑馬線的“中國式駕車”呢？征信體系豈不成了可以取代法律的無所不能的“萬能法”了？
三是，闖紅燈屬于輕微違法的“小惡”，雖不可“以惡小而為之”，但民眾心里把這種“小惡”歸屬于一般道德范疇，且有“法不責眾”思想，交通處罰重在宣傳教育和引導，簡單以行政強制、信用懲戒強推文明素質建設，不但缺乏民意基礎導致效果堪憂，而且行政處罰之外再施以嚴厲的信用懲戒，執法過于嚴苛。試想，社會對刑滿釋放者都包容接納，闖了紅燈就留下“信用污點”，處處受限，豈不荒唐？
闖紅燈要嚴加整治，但務須依法有據，治理闖紅燈本身也不能“闖紅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