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來,中央緊急叫停地方財政違規擔保,整頓地方融資平臺,在一系列監管行動之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仍可有哪些作為?金融監管事權放在中央,地方政府有什么空間和作用?成為區域金融中心需要具備哪些實力?在2010年第四屆金博會的城市金融論壇上,關于地方金融在城市發展進程中遇到的復雜問題被端上前臺。
金博會主辦方、中國貿促會副會長張偉在論壇引言中闡明,辦這場城市金融發展論壇的目的是“全面搭建城市金融發展的溝通、交流平臺”。論壇請來了廣州、上海、重慶等全國各地的十幾省市金融辦官員、以及香港、澳門和新加坡金管局的官員,共同探討這些問題。
城市投融資平臺亟待規范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中卿表示,要探討城市金融發展,繞不開城市投融資平臺的問題,而根據近兩年他對地方投融資平臺的研究,認為2009年以來地方投融資平臺擴張過快,給地方留下隱性赤字和債務負擔,有可能造成系統性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地方各種投融資平臺在2009年出現了爆炸式增長,在一年時間里,地方政府投融資公司凈增7000多家,較2008年增加了兩倍,貸款余額增加約4萬億元,翻了一番?!彼硎?根據調查,目前地方財政收入大約有1/4依靠土地財政,有一些融資平臺是“一套班子,兩套人馬”,政企不分,有的地方的政府債務率甚至達到400%。
這一問題也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今年6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7月底,財政部、國家發改委、人民銀行、銀監會四個部門聯合,要求各地對政府投融資公司債務“逐包打開、逐筆核對、重新評估”,在10月31日前上報清理核實情況。
城市投融資平臺的無度擴張,在尹中卿看來,固然有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績觀”作祟,但是如果單純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會有一定的“片面性”,因為中央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一些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等金融機構也有責任。
“1994年的分稅制在確立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后,地方政府的財力減少了,但是事權卻沒有減少?!庇械牡胤截斦杖肷踔岭y以滿足供養人口的基本需要,還要承擔大量公共事務,漸漸形成了財政窟窿。
他指出,城市化進程必將產生越來越多的融資需求,但在地方政府現有的融資模式面臨一定約束的情況下,如何優化融資結構、拓展融資平臺,成為政府投融資平臺面臨的新課題。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切實規范地方政府投融資行為,完善政府投融資平臺,建立市政債制度,減少對地方財政資金、商業銀行長期貸款的依賴,可以改為發行長期建設債券、中期票據等方式籌措資金,例如,發展城建信托投資等也是可以探索的方向。
致力于“服務推動型”金融中心
金融業因其對國民經濟的重大利害關系,一方面直接受中央監管,成為調控經濟脈象的手段,另一方面,金融業又深深受到地方政府政策和規劃的影響。“一個城市的金融競爭力與政府和行業監管者的作用直接相關,政府部門政策制定的水平直接影響到城市金融業發展潛力。”論壇主辦方和訊網董事長章知方表示。
深圳市政府金融辦副主任肖志家認為,盡管如此,地方政府在這當中的空間和作用仍然很大。他表示,目前金融中心在中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上海、北京兄弟城市為代表的政府強力推動型;另外是以深圳為代表的,主要以市場、政府服務為主發展的模式,兩種各有特色?!皬纳钲趤碇v,我們的體會是,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的關系就是保姆的關系,我們就是場地維護員,我們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因此,深圳要打造金融中心城市,政府應該做好幾個方面的服務。一是打造政策高地?!吧钲诼氏仍谌珖雠_了支持金融產業的政策,包括每年大概拿出5億元資金來支持金融業發展,包括金融機構買樓租樓的補貼、金融機構的獎勵、金融高管人員的住房補貼、金融創新獎、金融機構搞一些論壇或金融機構的培訓等?!?/p>
第二是提供好的服務?!拔覀兊穆毮芊浅5膯我?就是服務機構,我們聽取訴求,然后解決問題,在工商登記、在法院、在國土登記上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把它解決。”
另外,政府應幫助金融機構解決發展空間問題,這一點深圳力求學習倫敦金融城、華爾街、香港的經驗,將優勢輻射到周邊各地。還有對人才的支持、引導金融創新、搭建溝通平臺促進合作等等。他表示,“政府要和金融機構同舟共濟,把可能產生的問題消滅在萌芽之中。”
訪談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稅收將從“面向產品”轉為“面向財產”
記者:您在論壇中提到1994年分稅制的改革,可能是形成地方財力不足,導致“土地財政”出現的起源之一?,F在中央開征房產稅的目的,便是為地方補充財政收入的手段之一,但卻遲遲無法出臺。解決“土地財政“的問題,您認為最難的地方在哪里?
尹中卿: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從這十幾年的經驗看,我們發現屬于中央的多是大稅種,是增值比較多的稅種,而歸屬地方的則是小稅種,是怎么也增不起來的稅種,這一點程度導致了地方財政的緊張。
我們現行稅制是中央把稅收收先收上去,再以“轉移支付”的形式返回給地方。其實中央每年對地方的補貼其實是很大的,中央財政收入有7萬億,撥給地方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加起來接近3萬億。也就是說,一方面占比很大的中央財政收入通過補貼回撥給了地方,另一方面,地方財政支出的40%來自于中央財政。所以說,與其這樣,我們為什么不把本來屬于地方的,直接留下來?
因此,怎么解決地方財政收入的問題,讓地方可持續發展起來,就是要根據財力與事權配套的原則,減少和規范“中央專項轉移支付”行為,防止隨意性支付,因項目滋生腐??;二是增加地方稅種,對于中央和地方共有的稅種,提高地方的比例。
房產稅就是一個能擴大地方財政收入的稅種。對于地方城市,財產稅是最穩定的,最大頭的?,F在,我們的關于房地產的稅種比較分散,土地拍賣稅制度上也不規范,所以在房產稅的設計和推出,不能當成短期的行為、當成遏制房價的手段,而是要作為重新構建稅收制度,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稅收體系的系統工程來做。
記者:完善稅收體制的改革,應該以什么為方向?
尹中卿:完善稅收體制改革,正是“十二五”期間最主要的方向和目標。稅收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應該是從生產環節的征稅轉入流通環節征稅,將“產品稅”轉變成“財產稅”,也就是說,只要有財產、有不動產、有消費,就應該納稅,財產越多,消費越多,交稅就越多。
我們過去更多關注生產環節的稅,很少有消費稅。在消費階段征稅,才是更加公平的形式。政府給農民免了農業稅,但他是不是真的就沒有稅收負擔了呢?不是,他去買衣服,買礦泉水,這些商品的價格里面仍然有商品生產時交的稅,他還繼續在交稅。
記者:房地產消費的情況有些特殊,根據我們現行的政策,居民并沒有房產的所有權,只有50年或者70年的使用權,這種情況下有征稅的基礎嗎?
尹中卿:財產稅不光是針對“財產所有稅”,也可以是“財產占有稅”、“財產使用稅”,在理論上不存在障礙。關鍵是轉變稅收的基礎,是將產品轉化為財產,即使這個財產是你占有而不是所有,或者是你使用而不歸你所有,仍然具備納稅的條件。
“十二五”規劃中,將繼續推動稅收從生產環節轉入流通,從面向產品轉為面向財產。房產稅的推進就是遵循這個思路的重要實踐,只有這樣才更公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才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