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11月20日下午，在復旦大學逸夫科技樓，500名聽眾被文軍和鄧偉志、彭希哲、盧漢龍三位資深社會學專家的對話所吸引，圍繞“農民市民化”話題引申出的現狀和難題，文軍的多組調研數據激發了有關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討論，折射出大家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度關切、思考、期望。
文匯講壇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文軍結合社會學實地調查后發現，完成了身份轉換和地域轉移后農民市民化更需要角色再造。
我研究的主要群體是上海郊區的農民，不包括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因為這兩個群體的市民化途徑很多是不一樣的。我的研究主要關注三個方面：目前郊區農民市民化處于怎樣的狀態，面臨哪些困境，怎么真正融入城市體系。
真實狀態：“被市民化”的農民市民化 53.8%的農民不愿被市民化
根據我的團隊連續兩年在上海市郊9個區2000份的調查問卷顯示，53.8%的郊區農民并不愿意變成市民，一些已經轉變身份的人甚至向政府提出，要求重新從市民變回農民。
農民市民化是在巨大的城鄉差距背景下被迫啟動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城鄉巨大差距不僅體現在城鄉之間收入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基礎設施、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等方面。理論上講，城市比農村更發達、更文明、更美好，從農民到市民應該是千百年來很多農民夢寐以求的夢想，農民市民化具有內在的驅動力，但是目前郊區農民的市民化卻成了一個問題，這正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地方。
戶籍等四種途徑使農民“被市民化”
在改革開放以前，人們可以通過聯姻、考大學、招工或者參軍的方式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但現在這種路徑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了。戶籍的轉變、土地的流失、職業的轉換、人口的流動主要是制度安排的過程，由此生發而成的農民市民化也主要是一種“被市民化”的過程。
首先，戶籍的變化改變了農民的身份。傳統中國農民的特質大體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描述：農業戶口、以地為本、從事農業生產、居住和生活在農村。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登記條例》出臺，一開始只是登記條例，最后卻變成了身份和社會權益劃分的依據。改革開放后戶籍制度慢慢發生松動，目前全國已有13個省取消了農業和非農業戶籍的劃分；2001年1月1日上海規定，所有新出生的農業戶籍人口直接登記為城市居民戶口，1993年后出生的人口根據自愿的原則也可以實現“農轉非”。截至2009年末，上海戶籍上的農民只有160多萬。
其次是郊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大量流失。各地開發區、工業區、大學園區開發盛行，土地流失嚴重。從1996年到2001年國家總共減少了1.17億畝土地，如果按郊區農民人均1.1畝來算，全國失地農民數量在1億左右，上海大概也有150萬失地農民。
三是職業轉換，非農人口增加。2009年上海非農業人口為88.3%，也就是說，上海只有11.7%的戶籍意義上的農民,而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只有4.56%。可見,即使是戶籍意義上的農民,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不到一半。農民的收入來源已經多元化了，不僅來自于第一產業，也來自第二和第三產業，而且農民在第二、第三產業的收入遠遠超過了第三產業。
與此同時，伴隨著城市的擴張，農業的比較效益下降，人口流動在加快，農民生產和生活的空間、文化場域也在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很多人被迫外出打工，從而導致了農村的“空心化”趨勢：人空、地空、財空、服務空。城市化在城鄉一體化的口號下實際上存在很多“陷阱”，必須予以警惕。
真正市民化還需要完成第四個階段
綜上所述，從農民“被市民化”的過程來看大概有三個階段：一是職業的轉換，二是地域的轉移，三是身份的轉變。職業的轉換是個體選擇和市場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地域選擇和身份選擇上，主要不是由農民個體來決定的。當我們完成這三個階段的轉變以后，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完成了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了呢？實際上，農民的行為和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價值觀等等都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還是原來的那個“人”，這不能稱之為真正的市民化。所以，最重要的是第四個階段，即通過角色轉型和再造，才能完成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市民化。從理論上講，職業的轉換、地域的轉移、身份的轉變都是外在的力量，而角色的轉型是靠內在力量完成的，實際上農民市民化的真正難點是在第四個階段。
困境解讀：更大挑戰是生活結構的影響
正是因為農民市民化主要是一種“被市民化”的過程，所以導致了很多問題，使得農民市民化也被“問題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的經濟理性被忽略，二是農民的身份政治被遺忘，三是農民的日常生活結構被破壞。
農民的經濟理性被忽略主要體現為兩點：第一，操作制度上的就業安置難、征地補償費過低和社會保險的缺失；第二，操作制度的落實情況不能令農民滿意。不僅標準沒有統一，政策透明度有待提高，而且有的地方補償不到位，承諾不落實。農民失地以后進入城市，實質上并沒有變成真正的市民，與老市民相比，其在社會權利上依然是“二元”的。
農民的身份政治被遺忘，主要體現為失地農民并未取得與市民同等的公民權。失地農民問題的根本所在不是爭取多少收入、福利、服務等，最關鍵的是在身份政治上還沒有享受到國家公民的同等待遇。國家或政府給予失地農民平等的“市民權”本來就是一個義務，而不是一種“政治施舍”。
農民的日常生活結構被破壞。在農民市民化過程中，新市民群體的生活結構會面臨一系列的挑戰，會出現日常生活成本的增加、鄰里交往的阻隔、社會網絡的中斷、社區認同的喪失等一系列新問題。生活環境變得越來越漂亮了，但是郊區農民未必因此就會過上幸福的城市生活，因為他們的生活結構完全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夠修復的。
融入途徑：社會網絡可彌補制度缺陷
怎么真正地促進農民的市民化？我把它看成是“系統工程”，至少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宏觀層面的制度，二是中觀層面的社會網絡，三是微觀的人力資本。宏觀層面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農民市民化的保障；如果制度沒有任何松動，農民市民化是很難啟動的。
中觀層面的社會網絡對農民融入到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會學者的研究重點，它們可以在正式制度缺位或失效的情況下起到很好的補充作用。具體來說，農民在城市中的關系資源、職業經歷、生活體驗、城市認同都會決定他們是否可以更快地融入到城市體系中。社會網絡不僅能夠為新市民開創更多的生活空間，而且還能夠有效地降低其融入城市的成本和風險。此外，我們的研究也發現，城市原有的居民對新市民的心理排斥也很嚴重，我把這種現象稱做城市原居民的“集體自私”行為。
微觀層面的人力資本對新市民融入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相對年輕、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身體素質也相對較好的新市民群體，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相對而言要容易得多。
總之，農民市民化的問題是在城鄉比較差異和相關政策的背景下被迫啟動的，它依賴于農民自身的人力資本，通過一系列的社會網絡綜合運作來實現。所以，在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中受到政策、社會網絡和人力資本的影響。新市民的角色再造在微觀上表達了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對融入城市社會的愿望，但是在宏觀上則預示著整個農村和城市社會結構的雙重變化。
農民市民化有三個方面需要關注：一是政府應該積極為農民市民化提供與城市市民相同的政策資源和社會權利。二是社會公眾也要反思，我們要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接納新市民的環境，老市民應摒棄“集體自私”，主動與新市民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幫助他們更好地完成社會角色的轉換，而不是表面上需要你，內心卻是排斥你。三是對于農民自身來說應該也要做好各種準備。戶籍的轉變只是市民化的開始，而從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模式、社會角色等方面自覺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再社會化過程，才是新生活的關鍵。
未來前景：鄉村將重新獲得生命力
所以說，農民市民化既不僅僅是農民社會身份和職業的一種轉變，也不僅僅是農民居住空間的地域轉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識、思想觀念、社會權利、行為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是農民角色群體向市民角色群體的整體轉型以及城市生活的再社會化和結構化的過程。傳統農民的終結只是農民市民化的開始，而新市民群體的角色再造恰恰才是農民市民化的終極目標和價值追求所在。
最后，我要用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的話來結束演講：“鄉鎮在經過一個讓人以為已死去的休克時期之后，重新獲得了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可見，“農民的終結”并不是農業的“終結”，也不是鄉村的“終結”。相反，它為一種新的經濟與社會體系的出現提供了可能。農民市民化在當前中國出現的情況，跟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法國有很多的相似之處，而當年逃離農村進入城市體系的法國農民，后來又開始慢慢回遷到農村去了，農村依然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家園，農村的地位永遠不會消失，它只是以新的方式而存在。
學人互動
新市民進城后，新老市民素質可以相互提高
鄧偉志：農民市民化的“化”在社會學中叫社會適應，社會適應有“正適應”，也有“負適應”。請問農民進城后怎樣擺脫城市小市民的弱點或者劣根性，避免“負適應”呢？
文軍：農民市民化所強調的“化”應該有兩種含義：程度和過程。如同城市化和現代化一樣，它既可以表達一種“程度”，也可以表達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新市民也有自己的優點，比如重感情、注重人際關系等。這些都可以繼續延續，避免“負適應”。
鄧偉志：的確，市民有優于農民的素質，但市民也有不及農民的陋習。與農民情商高、講究互相透明相比，城市人的一墻之隔、老死不相往來的缺陷非常明顯。新市民進入城市后，用自己的長處推動市民素質的提高，同時根除自己的弊病，這種學習是雙向的，不是單向的。
“集體自私”需要政府、社會學界、市民共同修正
彭希哲：文軍說農民市民化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文化障礙是城市里老市民的“集體自私”我對此有不同想法。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總是首先想到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在此基礎上才會照顧其他集團的利益；要求城市居民完全忘我，這是沒有現實基礎的。因此，把城市人口對自己利益的保護看作農民市民化的障礙也是不公平的。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各個不同群體的人口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在對待這些群體的利益時，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的代表用制度來協調，還是要求既得利益群體放棄原來的資源享受，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文軍：我個人的觀點是，每個群體的確都有保護自我利益的本能，但是“集體自私”是不平等制度的產物，為什么同樣是公民，國家卻給予市民和農民不同的社會保障權利？所以市民首先需要從“集體自私”中反思。當然，從理論上講，制度的調配更重要些，畢竟靠集體自覺來改變“集體自私”現象還比較困難。
彭希哲：我對你的解釋還不太滿意。從社會保障來說，目前都是由各個地方政府提供和整合的，整個中國必然需要更長的時間才可能實現你所提到的普遍平等的社會保障權利，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明年7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障法》就要實施，目前上海失地農民的“鎮保”就會全部轉變成城保，政府正在研究這一轉變對勞動用工成本有多大影響，對產業結構有多大影響，等等。這些立法和改革都是好的方向和開端，但是一定需要較長過程才能完成。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當公正地協調各種利益群體的利益，老百姓應該變得越來越寬容，學會與其他群體分享。
文軍：這就是制度制定的問題。制度形成經歷了很長的過程，不可能一下子改變，但現狀提醒我們必須要關注制度層面的差異。我個人的觀點是，城鄉之間的發展應該是差異性的發展，今天講的城鄉一體化也應存在差異化。因為歷史沉淀下來的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解決。
彭希哲：我們關注到了改革的途徑。我覺得這里不能忽視兩個因素:首先是中國發展太快，30年走完了其他國家一二百年的道路，之后的路不可能以同樣的高速來完成；二是中國的現狀造成了大政府小社會的現象，盡管國家已經越來越注重培育社會力量了。中國的改革有制度的依賴、路徑的依賴，改革的過程相對漫長。我們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同時也不要將預期抬得太高。我們希望老百姓的廣泛參與和監督，包括社會學家們的努力，幫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
警惕“城鄉一體化”口號下再度侵害農民利益
盧漢龍：文軍提到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會有很多問題和陷阱，具體指的是哪些？
文軍：西方國家已經走過了城市化的階段，現在提倡城市鄉村化、城市郊區化或逆城市化。而我們現在有些地方所追求的城鄉一體化是通過縮減“農村”來實現城市化的。城鄉一體化應該是互動的，是城鄉社區在一個新的平臺上達到共贏的局面。有些以城市作為唯一的標準來改造農村，結果造成了農村生活共同體和傳統文化的消失，這就是很大的陷阱。
盧漢龍：你提出的“陷阱”問題確實很值得關注，這需要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種角度綜合分析。城鄉一體化是現代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必然方向，市場的力量一定會使得農村不斷走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這是我們需要認清的方向。
但是，由于中國城鄉的治理結構是城市管農村，城鄉的土地又分為兩種性質，即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而城市土地的價值高于鄉村，有級差地租，所以就需要防止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偏差，防止地方政府利用城市管理農村的優勢重新侵占農民的土地。在整個土地使用轉讓分配中間農民話語權缺失，容易導致在城鄉一體化的口號下重新侵占農民的利益，造成了兩個身份不同的居民，或大家所說的二元體制進城和新三元結構，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造成又一輪的不平衡。同時，城市需要田園化，要提高城市的生活質量，不能把城市變成高度密集的水泥森林。要保持它的多元性，不能光靠市場“一體化”的驅動將低收入者趕到郊區，而中心城區“紳士化”、“空殼化”。
文軍：“一體化”在詞義上是強調同質性，很容易讓人忽略了其中的差異性。農村就是農村，城市就是城市，從政府公共服務的角度來談一體化是沒有問題的，但從自然環境、社會文化方面來看應該保留差異性。城鄉一體化的提法很容易讓人忽視城鄉之間的本質性差異。
鄧偉志：歷史上有個規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是農業哺育工業，工業化實現以后就應當工業反哺農業。如果現在我們的城市還要依賴農村1億多畝良田，就是“啃老”，“老”就是農業，因為農業是工業的父親。
盧漢龍：中國的轉型時間非常短，用行政的方式來推動會產生“被市民化”，但我們的很多研究也發現，上海郊區的市民化轉型是比較穩妥的。在我國有些地方也出現另一種極端，政府干預較少，讓市場發揮作用，結果出現了“城中村”問題。市場力量驅使農民有自我牟利的趨向——在宅基地上蓋了很多房子，給城市發展帶來新的問題。在上海，關鍵是怎么更好地利用土地轉移的收益，使它惠及失地農民。這從一個方面提醒人們在世博會后，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如何才能讓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關注新市民的社區網絡構建和新市民的二代融合
彭希哲：在浦東剛開發時，塘橋農民蓋了大樓，取名“由由大廈”，意思是種田人現在出頭了，歡欣鼓舞。現在為什么有50%多的人不愿意“市民化”了，這的確是我們需要反思的。請問，怎么重新建立適合農民市民化的社區文化和社區網絡？
文軍：最基本的工作首先是就業指導和教育培訓，先解決好農民就業和思想教育問題。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幫助農民建立社會關系網絡，拓展其社會資本，比如，讓社區居民和社區里的其他企業、組織搞聯歡，不僅加強了彼此的互動，還拓展了網絡關系，也為新市民的就業提供了便利，這是社區建設非常重要的任務。
盧漢龍：你在上海郊區調查中有沒有注意到郊區農民的第二代，跟外來農民工的第二代有什么差別？上海郊區農民市民化過程中，他們也有很多收益，起碼已經有了保障，他們子女的就業和發展前景如何？
文軍：我們也關注這一點。我們發現在就業過程中，因為郊區農民的主權意識較強，要求的保障條件等比較多，企業從利益出發，實際上更愿意找外地農民工，所以，上海郊區的農民第二代找工作還不如外來農民工的第二代那么容易。
盧漢龍：這值得社會學深入研究。我們的調查也發現，上海周邊新的商品房小區內的物業公司管理層基本是當地人擔任，保潔、保安、綠化基本是外來農民工。因此，當地人在就業方面可能有一點優勢。而且，一部分人在土地流轉中獲得較豐厚的補償，有些農民家庭有相當豐厚的出租房收入，所以這些人的二代很富有，他們不愿意讀書、就業。我們要關注這些人群，使得他們有生活能力，培養生活目標和人生追求，否則，他們和他們的后代在融入城市生活時會有新的隔膜。因此，這是社會需要關注的一個點，要在二代身上抹平公共服務的差異，提供積極型的社會政策。
培育和倡導職業化的社會組織為農民工作和代言
鄧偉志：剛才彭教授說1980年代“由由”大樓的例子，這是否跟農民的表達權、表達渠道有關系？
文軍：農民的聲音不被聽到，這跟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低、缺乏代言人有關系，但這種表達還是存在的。
鄧偉志：你的回答我9分滿意，1分不滿意。現在農民表達得太少，比如說人大、政協里有多少是真正的農民？目前農民的代表有幾種類型，一是農業部門的領導人，二是農業大學或科學院中的科學家或者校長或者院長，三是農民企業家，真正的農民很少很少，這樣就影響到他們利益的表達。
文軍：我看過一些省的人大代表名單，的確存在這種現象。
今天的農民是缺乏組織化程度的，怎么合理地來表達有很多渠道，比如媒體、政府、農民自己，還可借助第三方力量——社會組織。現在的農村特別是中西部農村，很需要培養社會組織進駐農村，走專業化、職業化道路，扎根在農村，為農民服務，這既符合現代社會發展方向，也符合公共治理的理念，而不是僅靠政府一方的力量。現在山西省有一個縣已經成立了縣一級的農民協會，以全面保護農民的利益。
鄧偉志：法國農會成立于1924年，一直保留到今天，我國農會成立于1925年，后來不見了。我希望我們的農會能夠遍地開花。要相信農民，更要支持農民，組織農民。
聽眾提問
經濟和社會責任如何聯系起來？
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生：“市民化”過程中，如何把經濟和社會的責任聯系起來？
文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強調“一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導致了我國經濟領域強大起來了，社會領域卻成了“短板”。現在兩個領域的差距越來越大，一定要把“社會”這塊短板補上去。
彭希哲：過去太強調經濟增長，把社會發展忽視了。只有把社會發展補上去，才能說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最后能通過社會發展拉動經濟的持續增長。
盧漢龍：現代社會政策非常強調包容性增長。假如社會問題不解決，社會將拖累經濟。所以，我們要樹立社會政策和管理制度都是生產要素的觀點，要把經濟和社會協調起來，把社會看作經濟增長內生性的動力而不是一種簡單的結果。
鄧偉志：“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不恰當的。不公平就沒有效率。我到江蘇做調查時聽到一句農民的話：“上邊把我當人看，把我自己當牛干，累死也心甘；上邊把我當牛看，我把自己當人看，打死也不給你好好干”。第一次分配也要講公平。公平出效率，公平是效率的能源。
如何培養政府的公共理性精神？
上海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生：中國的城市化歷來以政府為主導，政府現在更多看來是理性的，而不是公共的。那么如何培養政府的公共精神？
文軍：政府是公共的，也是有理性的。任何行為主體都具有理性行為，但作為政府，應該更多地關注公共領域。當前，我國政府在治理理念上已經提出“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這些理念的提出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政府對公共理性的強調。但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個過程。
彭希哲：政府首先是公共的，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但有時又必須對某些特殊的群體給予特殊的保護（比如對女性群體），看上去似乎有點不平等，但這追求的是在更高層面上的公平和社會正義。政府可以利用所掌握的資源，在市場交往中為老百姓創造更多的財富，所以公共和理性是并存的。
盧漢龍：政府應該是公共理性的代表。現在的政府是從計劃經濟轉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政府，需要用公共理性來思考問題，如果用市場邏輯來思考問題，就會造成對公共利益的損害。這也需要公眾一起監督政府的行為是不是體現了公共利益。
鄧偉志：原來我們縣改市時，主要看GDP和工業比重等，而不看公共服務。現在要加一條標準，一定要看公共服務是否達標。
共同富裕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如何協調？
復旦大學2010級材料系本科生：鄧小平同志曾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城鄉一體化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另外，政府是否會把權利釋放到民間？
文軍：社會有差異，也有分層，所以發展必然有先后，“沒有差異”的社會是理想化的，可以追求，但難以實現。單純地依靠城鄉一體化是難以實現先富帶后富、共同富裕的。將來城鄉一體化即使實現了，城鄉之間的差異還是存在的，“共同富裕”只是相對而言的。
彭希哲：政府應當逐漸把一部分權力回歸給社會。要大力發展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和民間機構，只要把社會建設起來了，當政府逐漸把權力讓渡時，社會就有能力來承接。政府已經認識到社會建設是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領域。
盧漢龍：“差別”存在于任何社會，而且對社會進步有積極意義，它不一定會導致“不平等”。問題是差別構成要合理，當差別造成了很多不滿意情緒和被剝奪感時，就出現了不平等。重要的是“不平等”由誰來判斷。話語權不應只局限于某些人或政府某些部門。政府應該認識到權力來自于人民，決策時一定要聽公眾的聲音，而且要有暢通的渠道。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公眾沒有發言權，政府難免會出錯。
如何降低工業化對農村的沖擊？
上海交通大學本科生：如何理解農村現代化進程？工業化的道路會對農村的文化以及文明造成一定的沖擊和影響，如何才能把這種影響的害處降到最低？
盧漢龍：農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向是農業能夠達到工業化和現代化，成為“工業社會”里的一個產業門類。我國目前農業工業化的發展速度相當快，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力度也相當大。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鄉一體化發展適應了農業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需要，我們不能再沿用以前對農業的看法。這個問題牽涉到土地流轉的問題、農場化耕種的問題。不能靠每家一畝三分地，甚至沿海地區只有三分地；還要繼續把農民身份保留下來。
文軍：第一，城市化并非一定要靠工業化，工業化不是城市化的唯一出路。第二，農業的發展也可以超過工業，其實許多農業產品的一般利潤是超出工業的平均利潤的，只是我們現在有些方面還做得不好。(內容據11月20日文匯講堂現場演講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