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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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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和鄉村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然而在農村，一支特殊的部隊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這就是“386199”部隊，也就是指婦女、兒童、老人，一支擁有幾億成員的龐大隊伍，卻成了一個被忽視的群體。留守群體，就這樣成了新農村建設、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新難題。
來自鄉村弱勢群體的無聲呼喊
在我國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大量男性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后，在中國農村自然而然形成了最龐大的“386199”隊伍。當都市多少有點無病呻吟地流行“愛無力”的時候，農村的留守家庭恰是普遍存在結結實實的“愛無力”。由此而引發的一幕幕留守悲劇讓每一個人心酸不已。
喀左縣法院判決過這樣一起強奸案件，被告人白俊奎專門以農村“留守女”為侵犯對象，三年內入室12家共強奸婦女7人，因此被法院以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在安徽宿松，一位留守母親因常年有病猝死床上，兩歲的留守兒子被困身亡！這個丈夫常年在外打工的家庭，留守在家的妻兒在“失蹤”十多日后才被親戚發現死在家中。這是悲慘得讓人潸然淚下的情景：“母親死后，無人照料的兩歲小孩，爬到門邊去開門，無奈打不開。由于門窗緊閉，小孩哭聲微弱，沒能引起鄰居注意，天已寒冷，孩子連餓帶凍離開了這個世界。”
還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由于父母雙雙在外務工，四川省富順縣鎮一個十三歲的初一女生小英，在無人知情的情況下生下一個孩子，尚未成年的女孩懵懵懂懂中就當上了母親。
廣西宜州市一名70多歲的獨住老人在自家浴室摔倒后，因無人發覺，竟被困了三天三夜。所幸鄰居發覺不妥請來消防官兵幫助，老人才撿回一條性命。
今年史上罕見的風災給甘肅、重慶等地造成極大的破壞，遇難者眾多，讓人異常難受。而遇難者中多為留守的老人和兒童，其中一名少年在房屋倒塌后曾打電話給叔叔求救，但還沒等叔叔趕回已遇難。
中國農業大學一項針對農村留守人員狀況的最新調查顯示，我國現在有1.5億多的農民在外打工，在我國農村約1億人口的留守群體中，“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分別高達2300萬、4700萬和2000萬。“留守婦女”既要撫養子女、贍養老人，又要操持家務、耕種田地，這些農村“留守婦女”在任勞任怨的同時，身體和心理均承受著各種巨大的壓力；在缺少父母關愛、有效的監護、關心和教育等情況下，“留守兒童”無助、犯罪現象不斷增多；“留守老人”特別是單身老人，生了病以后特別感到無助。單身老人病死在床上，待人們發現時已成一堆白骨的事例，近年來也屢見不鮮。
“386199”部隊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是應該高度關注并采取措施予以解決的時候了。
留守問題對城市化的拷問
在我國上下掀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高潮，廣大農民快要跨入小康大門的時候，農村留守問題出現了。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場景：丈夫外出打工，婦女留守在家，既要照顧老又要照顧小，甚至有的家庭只剩下孩子或老人。理想中的幸福與現實的殘酷總讓人悲喜交加，一面憧憬著美好未來，一面又經歷著現實的折磨。農村留守問題出現的原因是什么？
城鄉二元結構的必然結果。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這主要是現行的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造成的割裂，使農民工群體難以享受居住地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和保障。
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制度，使城市成為農村人的絕對誘惑，吸引著鄉村男女成為它的勞動力。當前我國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更多的是進城農民工這些勞動力的增加，而不是勞動人口和非勞動人口的等比例增加。從結構指標看，這是一種不協調、不公平的城市化，制約著社會結構的實質性轉換。
農村家庭在城市中沒有生存的空間，他們在城市中沒有落戶的資格。因此，他們也無法享受到城市社會資源，留守問題自然而然就產生了。
農村經濟滯后城市。
盡管農村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相對城市發展差距越來越大。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水平的提高，東西部差距的加大，城鄉之間的差距使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前往沿海及大中城市務工，他們認為外出務工能夠比在家種地更可能獲得廣闊的收入，從而提高生活水平。
一方面，在農村沒有足夠土地可供耕種的條件下，農村經濟結構出現新的調整，農民家庭勞動結構的相應調整勢在必行，農民必須離開本土進城務工以改善家庭生活、應對日趨嚴峻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許多農民仍然將農村、土地、家園看作是不可離棄的根本，是祖祖輩輩、子子孫孫永久生活的地方。再加上由于城市人口壓力、戶籍限制使農民無法舉家遷入城市生活，于是，在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同時在夫妻雙方只能有一人進城的前提下，丈夫出門打工、妻兒老小留守農村，便毫無疑問地成為通常情況下無奈的第一選擇，留守問題也就應運而生。
綜合因素。
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城鎮化進程中家庭教育的缺失、學校教育準備不足以及政府缺乏相關的引導和規范。這些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因而具有一定的隱蔽性，所以相關政策法規難以出臺。
農村留守老人問題產生的原因與計劃生育國策有重要關系。計劃生育國策的實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長，使農村家庭向小型發展，原來供養老人養老的家庭模型正在發生巨變，全國70%以上的老齡人分布在農村，農村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可以說，“留守老人”是農村人口結構老齡化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必然現象，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
破解留守難題路在何方？
《河南日報》特別策劃的《為鄉村“留守婦女”歌與呼》中報道：輝縣張村鄉平嶺村婦女孫玉鳳的丈夫在外打工給孩子掙學費，她在家再苦再累也甘心，因為她知道好日子是干出來的；另一名婦女葛銀枝支持丈夫外出打工，不僅為了給孩子掙學費，還為了攢點錢開個農家賓館搞旅游；襄城縣姜莊鄉袁莊村63歲的婦女方梅妮認為兒子外出打工總比趴在家里種地強；鄧州市龍堰鄉小河村婦女鄧春霞自豪地說，村里房子蓋得最好的，除了村干部都是在外打工的，等孩子周歲以后，扔給婆婆，她也要外出打工。這就是說，農民進城到二、三產業打工成為增收的主要途徑，為了家庭增收，可歌可泣的“386199部隊”無怨無悔。
雖然留守者的勞累被增收的幸福所籠罩，但仍然值得我們關注。為什么不可以讓他們勞動并幸福著呢？對此，許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出路。
留守問題直接源自農民工問題，而農民工的產生是我國從城鄉統籌的角度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然。“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寫過一篇文章叫《糧食有問題，但不是糧食問題》，是糧食之外的問題。同理，農村有問題，但不是農村問題，是農村之外的問題。那么也就是說留守問題根本上還要從城鄉結構的制度上入手。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厲以寧表示，必須打破城鄉分割分治的二元體制，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對于留守婦女問題，四川省人大代表、樂山市人民醫院副院長方平安認為，強化政府主導作用，加大農村農民教育體系建設，提升留守婦女素質，關愛留守婦女的身心健康；對于留守兒童問題，共青團湖南省委書記吳奇修建議，建立一個以基層政府、學校、社區、家庭、鄰里為中心的留守兒童的監護體系，特別是加強農村的社區建設，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代償缺失的親情；對于留守老人問題，要加強老人心理疏導，讓他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從目前來看，讓外出打工者回到農村是不現實的，也有悖于城市化進程的一般規律。畢竟外出打工、到相對發達地區謀生掙錢，這對于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來說，是一條最直接的“生存之路”和“扶貧之路”。那么，從現實出發，我們必須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讓留守的人能夠“和諧留守”，平安美好地棲居于鄉村；另一方面，也要讓他們能夠共享到城市化帶來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