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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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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記者隨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赴湖北武漢，就城市化發展建設情況進行考察調研，調研組與武漢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召開了研討會。會議期間，記者有幸采訪了武漢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于一丁，并針對目前城市化和城市規劃中出現的問題和面臨的困境，進行了深入交談。
城市規劃需要理性應對城市化
談起城市規劃，于一丁如數家珍，很有激情。他介紹，早在古代，我國的城市規劃建設，尤其是大都市發展，在世界上達到很高水平。如，東周的臨淄，秦漢的咸陽，隋唐的長安、揚州，宋代的平江、東京、臨安，元代的大都，明清兩朝的南京、北京等等，都是同時代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擁有輝煌的城市建設成就。
但是，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相繼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得到了快速推進，城市建設大大超出中國。最近20年來，我國中央政府利用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契機，在全國范圍大力推動了城市建設工作，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進程以很高的速度向前推進，城市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在當前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例如武漢，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很長時間的城市建設領先地位，然而近年來，武漢的城市發展相對滯后，與其應有的區域地位并不十分相稱，于是“1+8”武漢城市圈被提出并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但是在武漢城市圈城市化過程中，我們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農民工進城的趨勢不可阻擋，如何處理農民工進城成為我們規劃師應對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問題。
處理城市化問題，世界各國都進行了嘗試。于一丁舉例說，二戰之后，為了節約能源提高規模生產，鼓勵農場人口進城，英國搞了很多衛星城。但是這些衛星城目前還都是小城市，就是幾萬人口的小鎮，原因是這樣的臥城沒有吸引力。后來英國又發展第二代衛星城，規模稍微做大了一點。從花園城、衛星城、臥城，再到生態城，他們一步步往前走，直至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所以說，面對城市化，應當從理性的態度出發，不能急功近利。城市規劃是城市發展的計劃和城市建設的依據，是一項科學性、應用性和綜合性都很強的工作。說到這里，于一丁想起當年求學時，老師提到《周禮·考工記》里的一句話，“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也就是說，古代建筑師規劃都城時，城市平面邊長九里，設大小三個城門，城內街道劃分成九縱九橫，街道寬度為能同時行駛九輛馬車。于一丁對此不解，一個方圓九里的城市，需要九經九緯嗎？就這么小的一個城市交通規劃為什么要這么寬呢？其實后來理解，這并不是一種氣魄，只是要體現一種皇權，是一種感性的規劃思想，而我們現代城市規劃不能太感性，不能缺少必要的理性。
中國規劃師在面對當前來勢洶洶的全國性城市化，應該理性地去思考，讓城市規劃真正走上理性發展的道路。精細地測算城市需要多大的規模，這是規劃的本質，而這種本質實際上是市場發展的客觀規律。農民工進城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存在理想與現實間的矛盾，其實這并不可怕，關鍵是我們能做什么？政策上能做什么？而不是一味地提口號。城市畢竟不是建筑物的簡單填充，拿出一個好的長遠規劃未必多難，前提須是不要讓“政績”遮蔽了理性。
從農村著力是解決城市化問題的偏方
于一丁細數當前城市化面臨的問題，城市化進程在不斷加快，城市接納能力就面臨著新的課題，交通設施、供水能力、排水能力就會顯得不足，難以快速提升，而居民對生活環境、公共設施的需求在不斷高漲。
在無奈的同時，于一丁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說，中國民間有一句俗語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面對城市化問題，我們能不能逆向思維，學習中醫，來個“頭痛醫腳”，東邊的問題或許要從西邊解決，而城里的問題就要從農村做起，城市化的問題不是在城市本身，而應追根溯源研究農村，一旦農村發展了，農民減負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化的負面問題。
中國農村人均耕地不足，讓部分人轉到城市，是可以的。城市化是想讓一部分農民進城，但這不僅僅是簡單的“進城”，更重要的是通過改變進城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結構，使他們有尊嚴地參與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鎮中的現代生活。于一丁歸結說，城市化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改變，而不單純是城市人口的增加。
我們知道，增加農民收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中之重。中央“一號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糧食產業，促進種糧農民增加收入。怎樣才能增加農民收入呢？于一丁給出了建議，在對種糧實行補貼和減免稅等政策支持的同時，根本途徑就是走農業產業化之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本特征的農村改革，對中國農村發展、解決溫飽問題，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在新的歷史時期，城市發展擠占農村土地，農村土地問題再次凸顯，成為目前制約我國農業生產效率的核心問題。農民賴以生存的地力的可持續發展也被破壞殆盡，農民增收又從何談起呢？
所以，于一丁認為，農業產業化，就是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對當地農業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把“產供銷”、“貿工農”、“經科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條龍的經營體制。就是，改造傳統的自給半自給的農業和農村經濟，使之和市場接軌，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逐步實現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和社會化。
也就是說，農業產業化能夠讓農民真正實現“離土不離鄉”，就地解決農民的就業、居住問題。這樣，看似解決農村問題，或許城市化問題也會迎刃而解了。
最高境界是實現農村與城市同質化
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打工潮的涌動，農村成年男子幾乎傾巢出動，留守在家的都是一些婦女、兒童、老人，有人戲稱這些留守大軍為“386199”部隊。同時，隨著打工潮流的洶涌，一些婦女也被裹挾而去，剩下的更是一些老弱病殘。于是，就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問題，如家庭問題、社會問題，尤其是“留守子女”的教育問題。
當記者提及“386199”部隊這一城市化“成果”時，于一丁連連用“不合理”、“不健康”來形容這種現象。對于這種問題，農民工也是矛盾重重，一面想照顧家里的妻兒老小，一面又迫于生計而不得不到城里打工。
于一丁建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有兩種。第一，從99歲到0歲的從大到小的人口結構應該是一個正常狀態，在做城市規劃時應統籌考慮進城農村人口的帶眷，進來一個35歲左右的農民工，應該允許附帶著1個老人或者若干個年輕人，解決的辦法就是整體搬遷到城市來，農民工全家一起進城，不限制農民城市化。可問題又來了，農民進城生活，首先應該是解決居住，城里人都買不起住房，農民工又怎么買得起？所以只有回到農村去。第二，回到農村之后該怎么辦？還是要走農業產業化道路，就地解決農民的就業、居住，享有比城市打工更好的工作環境，更高的經濟效益，得到與城市一樣的公共設施服務，加大他們對農村的認知感。
所以，又回答了前面的問題，那就是農業產業化才是解決城市化問題的最有效出路。于一丁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