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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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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進程中，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大批農民工紛紛進城，而與之相對的大批城市白領開始逃離北上廣等大城市。兩個逆向而行的群體就像是兩列相向而行的列車，然而他們始終不會有交點。不愿做大城市“偽幸福”留守者的都市白領，他們下一站的幸福又在何方呢？難道真像“圍城”一樣，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
逃離大城市已從口頭變成行動
“逃離大城市”又成為時下一線城市的一個熱門話題。據7月29日《人民日報》報道，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打拼數年后，不少年輕人重新選擇到二、三線城市發展，被輿論稱為“逃離北上廣”。這和多年來人才流動的潮流“奔向北上廣”形成鮮明對比。
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15日刊文《一線城市“蟻族”開始逃離》。文章說，網上調查顯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一線城市工作的白領，59%有離開打算，另有11%已展開了離開行動。新華網也于同期對該內容做了報道。
中國之聲《新聞縱橫》也在早前報道說，“逃離北上廣”曾是網絡上的一個熱門話題，不過目前，部分城市的白領已經付諸行動。一項調查顯示：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家庭幸福指數偏低，其中，住房壓力大、工作壓力大、交通狀況不佳、缺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是導致受訪者幸福感指數偏低的重要因素。
至于新落腳處，中西部城市為他們的首選，有23%的受訪者愿意往內陸轉移，21%則選擇東部沿海二線城市，選擇北方二線城市的占到了9%，有10%還沒確定好選擇哪些城市，但只要不是一線城市就好。調查還顯示，是否離開與生活或工作在一線城市的時間長短有著極大關系，公司白領工作生活在一線城市的時間越長，想要離開的愿望就越強烈。
一線城市是天堂還是地獄？
“如果你愛一個人，就送他到北上廣，因為北上廣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也送他到北上廣，因為北上廣是地獄。”——有人這樣貼切地寫出了年輕人對于北上廣的復雜心態。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在國內，很多人心目中所向往的“高處”無疑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只因為這些一線大城市不僅是全國性的經濟、文化中心，有更多的就業和發展機會。因此，那些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實現遠大理想的年輕人，紛紛絞盡腦汁要在這些大城市里扎下根來，希望通過奮力打拼獲取一片屬于自己的天空。然而，隨著房價的飆升，年輕人想要在北上廣安家樂業變得越來越難，加上生活成本高、生存壓力大、戶口障礙等因素，當理想照進現實，不少年輕人加入了“返鄉潮”。
為此，我們不由得發出疑問，大城市究竟是天堂還是地獄？又是誰的天堂？如果是天堂，他們為什么還要不得不黯然地選擇逃離？如果是地獄，他們當初又為何懷揣夢想蜂擁而入？
夢想總是很美好，現實總是很殘酷。在北京的人們感嘆居京不易，在上海的白領無奈移居二線城市，在廣州的青年抱怨壓力過大，這種情勢，實際上都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種傷痛隱喻。
逃離現象的社會陣痛
北京、上海、廣州都曾是白領們工作生活的第一選擇，而眼下在這些大都市工作生活過的白領們卻難堪“三座大山”的壓力而萌生退意進而付諸行動。
或許，這是生活的無奈之舉；或許，這是鼓起勇氣追求更高“幸福指數”的生活壯舉……對他們來說，這些“逃”與“不逃”的糾纏，都是異常痛心的決定。但最揪心的，卻應該是我們透過“逃離北上廣”這一社會現象背后，所看到的城市化“社會之痛”……
小小身軀遭遇“水泥森林”重重包裹，還要承受無盡的工作壓力，要把大量的時間丟在擁擠的路途，要日日吃進那化肥農藥催生的菜肴，要呼吸那污濁的空氣，要為孩子上學而焦慮，要默默消受那不知何時是盡頭的“蝸居”日子，還要做那一輩子給銀行打工的房奴……這一切，逼迫著今天大都市的不少白領做出逃離大都市的選擇，因為，為了那或有或無的、可有可無的“偽幸福”，失去的太多，可能還會失去更多。
如果說個別逃離還只是個人行為的話，那么大批的“返鄉潮”不得不引起社會關注。我們應該問我們的社會到底怎么了？
城市化飛速發展，然而在城市化過程中現實矛盾突出。一方面，現行的戶籍制度仍然是年輕人進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籬；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勞動分工的城鄉二元分割之勢不減反增。如果任由這種現象發展，對其背后的社會問題不予理會，無異于掩耳盜鈴，也勢必造成更加嚴重的城鄉割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過去數年間的城市化成果。
種種跡象都有可能是社會矛盾激化的征兆。要合理釋放這種制度性壓力，進一步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無疑是最為緊要的應對之策。包括城市化在內的任何一種現代化形式，都應當通過營造公平的發展和分配氛圍，確保個體尊嚴與價值。
逃離是城市化的必然代價？
這種人生中的重要選擇或者叫被逼無奈的妥協到底對社會有多大影響？個人的陣痛，社會的陣痛如果能換來中國城市的健康發展，那么今天的大逃離就是值得的。
對此，有學者認為，“精英撤離城市”是一種人生的戰略轉移，是理性的選擇。有媒體甚至稱人們離開北上廣，是人性和城市的雙贏。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則表示，“退居二線”，無論是從白領個體還是從國家人才均衡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轉移都是符合國家政策和個人需要的，值得肯定。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翼指出，“未來一段時間，一線城市白領向二三線城市轉移的現象會更明顯。越是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對白領的爭奪越明顯，如設計、規劃、電信等行業。二三線城市不僅相對宜居，而且功能定位更加全面，這將使得城市中產階層流散甚至會成為一種常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研究員許召元認為，部分青年“逃離北上廣”，其實是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體現。由于一線城市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更高的生產效率，人才向一線城市聚積。但當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大城市“擁擠”現象越來越嚴重，生活成本、生產成本越來越高。這時候企業開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區進行轉移，導致經濟開始向其他地區擴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負擔大城市昂貴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轉移。
逃離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不管在城市化進程中，逃離大城市現象是否是必然，但是這一客觀現實的陣痛正在祖國的未來的青年人身上經受著。對那些“逃離者”而言是無奈之舉還是正確的選擇？城市管理者對此又該做出如何調整？這無不挑戰著城市管理者們的智慧和能力。
除了北上廣一線城市管理者們要對逃離現象深刻認識，作為容納逃離者的二三線城市更應該重視起來。
西方國家的經驗表明，現代化過程作為一種社會變革需要付出代價，一部分人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被傷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被傷害后的社會修復機制也是不可或缺的。這種修復需要通過階段化“現代性”來予以表達，即民眾應該分享改革的成果，如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和生活質量等。只有讓每一個人都有“尊嚴”和“被尊重”，才能使人們對現代化和改革產生認同；只有讓人們感受到社會與個人價值，才能讓民眾成為改革的共同力量，才能使城市化、現代化全過程有序發展，進而實現整個社會的良性轉型。
英國人霍華德在100多年前說，“逆城市化”是在城鄉對流中實現城鄉一體化，大城市帶動小城市、鄉村，最終結果仍是提高整片區域的城市化水平。所以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應該鼓勵人才、技術人員向二、三線城市流動，這才能推動平衡化發展。同時，應創造更多優惠條件，鼓勵企業、技術產業向二、三線城市轉移。
但是，也絕不能因此將大城市的問題合法化，更不能簡單的把逃離代價當成社會進步，而未來的城市一定是能留人，而不是留不住人或被拋棄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