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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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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廣東佛山市公安局成立了“經偵支隊環境犯罪偵查大隊”，這成為近年全國各地涌現的“環保警察”隊伍中最新的一支。
去年，兩高對環境犯罪的司法解釋出臺，環境犯罪的打擊力度顯著加大，此后半年內，公安部門立案偵辦的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達247起，是過去10年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總和。今年上半年，全國各級環保部門累計已向公安機關移交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861件。
最新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已有5個省在省一級層面成立“環保警察”隊伍，地市層面成立的數量更多，不過更多的市、縣因為編制、人手等問題，還尚未成立專門負責環境犯罪的專業隊伍，而環保與公安系統，乃至與檢察、法院系統的銜接，以及取證專業性等問題，也將是下一步各方合作探索的重點。
公安編制專職打擊環境犯罪
大多數都是在公安系統內部壓縮出編制，很少新增編制。
“環保警察”是一個俗稱，各地有不同的叫法。在河北是“環境安全保衛大隊”，在遼寧是“環境安全保衛總隊”，在貴州是“生態環境安全保衛總隊”，在山東是“食藥環偵查總隊”，在浙江的很多城市則是“環境犯罪偵查大隊”。
10月9日，廣東省佛山市公安局經偵支隊環境犯罪偵查大隊正式掛牌，成為最新一支地方“環保警察”隊伍。
佛山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徐舟表示，佛山之前有過環保與公安聯合執法，但成為專門的相關執法機構是第一次，他表示，“環境犯罪偵查”這個名字明確地指出了機構的職能。
他表示，目前支隊是食品藥品犯罪偵查大隊加掛環境犯罪偵查的牌子，但專門安排民警和偵查中隊負責環境犯罪偵查。
“環保警察”都采用公安系統編制，有隊伍專門負責打擊環境犯罪，有的則是食品藥品犯罪偵查與環境犯罪偵查合并，掛兩個牌子，成為“食藥環警察”。
據記者了解，除遼寧在省一級公安系統新增“環保警察”編制外，其余地方都是在公安系統內部壓縮出編制，補充到打擊環境犯罪的專業隊伍去，很少新增編制。
據環保部環境監察局行政執法處罰處處長姬鋼介紹，目前全國真正在省一級層面成立“環保警察”的有浙江、遼寧、河北、山東、貴州五個省，但地級市層面成立的就多得多了。
“企業一聽說做筆錄都怕了”
和“環保警察”一起出勤，有種“腰桿子撐起來”的感覺，“更有底氣了”。
“環保警察”參與辦案的案子集中在三類：第一類是排放重金屬、危廢物質超過3噸以上的案子，其數量最多，第二類是超標三倍以上排放重金屬、持久性有機物等污染物的案子，第三類是通過暗管、滲井、滲坑等排放污染物的案子。
“環保警察”有的時候根據110舉報等線索自己獨立偵辦案件，有的時候與環保監察人員聯合辦案，后者作為其技術支撐，也有的時候，環保部門將發現的案件移送給公安，后者受邀提前介入偵查。
“環境污染的案件特點就是證據一過時間就不容易保留，很容易被破壞，因此，公安、環保聯合辦案機制顯得尤為迫切。”姬鋼說。
在姬鋼看來，河北省“環保警察”比較“大氣”，跟著大的專項行動走，對企業違法產生震懾效果。據新京報記者了解，河北省今年以來，伴隨著“利劍斬污”和“零點行動”兩個大的專項行動，環保廳和公安廳已經查處了10起重大環境違法案件。
在日常機制方面，他表示，浙江和山東淄博做得較為突出，公安、環保、法院、檢察院四個部門銜接密切，職責分工非常具體，操作性強。
此外，在很多地方，是公安部門派一個人常駐環保部門，便于更迅速出警。“在基層，兩家合作的密切程度可以很高。”姬鋼說。
“現在基本沒有吃閉門羹的了。門進不去，有警察在就爬墻進去，或強制把門打開。”保定市環保局主管環境執法的副局長朱宇光說，盡管已經料到有警察在，環保執法的情況會很不一樣，但一年下來的實踐還是讓他很有感觸。
和“環保警察”一起出勤，朱宇光說，有種“腰桿子撐起來”的感覺，“更有底氣了”。
“警察有刑事執法權，有強制扣押、行政拘留各種執法方式，破壞環境、破壞秩序，抗法等可以采取硬性措施。”朱宇光說，“警察在，企業不敢反抗，一說起做筆錄都怕了。”
“基本掌握情況才聯合執法”
保定環保警察大約每個月一起出勤兩三次，如果是大的專項行動每個月出勤大約七八次。
以保定一年多的實踐為例，朱宇光介紹，他們和“環保警察”的合作，有分也有合。“環保警察”自己會根據110群眾舉報去偵查，也會雙方聯合出勤。通常遇到重大案件、群眾反映強烈的、屢犯屢不解決的問題，或者環保監察人員執法較困難的企業，一般會帶著警察一起去。
“他們配合得非常好，什么時候讓去就什么時候去，一起出勤、處理案件、采樣、化驗。”他說，保定市的環保聯合執法一共40人，環保與警察各一半，大約每個月一起出勤兩三次，如果是大的專項行動每個月出勤大約七八次。
“我們也不是什么時候都帶著，基本上是情況掌握得八九不離十了，才聯合執法，不是隨便就去抓人的。”他說，“隨便帶警察，那是亂執法。”
一年來，保定市供破獲污染環境刑事案件387起，抓獲犯罪嫌疑人560人，打掉涉污團伙72個。
佛山市的“環保警察”隊伍雖新成立，也已多次和環保部門進行聯合執法，徐舟介紹，目前已經對兩家私自排放重金屬超標廢水的企業依法立案偵查，對兩廠經營者進行了刑事拘留和強制措施。
“污染環境的企業一般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投機分子，以往污染環境罰點錢就完事了，現在警察加入就不一樣了。”徐舟說，“這意味著可能要坐牢，大大增加了違法成本，提升了對環境污染者的震懾力。”
警方何時介入需要制度創新
“警察需要立案后才能進行偵查，如果提前介入，可能會在程序上存在問題。”
“環境違法入刑，對環保監察人員來說，提出更高的要求，是一個挑戰。”姬鋼說，他指向的是多年來沒有刑事執法權的環保監察人員。
“舉個例子，我們查到了有偷排危廢，就可以行政處罰了，但涉嫌到刑事犯罪的話，就需要具體鑒定，比如有100個桶，行政處罰鑒定一個桶就夠了，但入刑的話，就要一個桶一個桶來。”
一旦涉及刑事犯罪，在取證、攝像、口供、筆錄等各方面都需按照嚴格的程序走。
他表示，這對環保監察人員，特別是基層環保執法人員提出更高的要求，平時現場調查時即使沒有警察在，也要適當向刑事犯罪取證靠攏，這樣，移送給警察的證據可以盡可能完整。
另一個挑戰是機制上的。盡管目前環保部和公安部合作密切，已經有“環保警察”的城市和省也都在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但對于警察來說，需要立案后才能進行偵查，如果警察提前介入，可能會在程序上存在問題。
姬鋼說，要解決這個矛盾，這就需要制度創新。“我們正在溝通，希望除公安外，檢方也能提前調查，有人說提前介入不太合適，但我認為環境犯罪跟其他的不太一樣，受害的是公眾和社會的利益，而環境犯罪的證據又是很容易滅失的，我們希望檢方能夠提前介入。”
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楊朝霞認為，公檢法在職能上是相互監督的，因此，在打擊環境犯罪方面，應該加強銜接，但在提前介入等方面還是要謹慎。“這與刑法的精神是一致的，要打擊犯罪，但也要保護當事人的權利，要有個合理的度。”
他提醒，地方上發展環保警察打擊環境犯罪是可以的，但不能太盲目。“之所以有環保警察，就是因為地方案子比較多，環保部門搞不定，請警察來協助，但要注意避免造成濫用。”此外，他提醒，也要注意地方上有了環保警察，但沒案子可辦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