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獨家獲悉,為推進城鎮化、緩解大城市病,現階段國家發改委已正式啟動編制跨省區城市群規劃。規劃或于明年年底前編制完成,并上報國務院批準實施。業內人士指出,設立城市群有助于我國打破行政區域規劃,并在帶給中小城市發展機遇的同時,起到疏解大城市資源壓力的作用,以緩解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在我國已不容忽視。中國社會科學院17日發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 o.7》,報告稱中國已進入大城市病高發期,當前287個地級及以上建制市近九成處于“亞健康”狀態,存在諸如二元結構加劇、環境質量下降、交通擁堵嚴重、房價上漲過快、城市脆弱性凸顯等問題。
數據顯示,1978年至2013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7 .3億人,城鎮化率從17 .9%提升到53.7%,已達世界平均水平,100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已達66座。“從全國城市發展的總體情況來看,相比于倫敦、紐約、巴黎等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我國城市的健康發展水平普遍偏低,城市內部發展不平衡現象較為突出,特別是健康經濟、健康文化和健康社會指數遠低于健康管理和健康環境指數,城市健康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單菁菁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以北京為例,雖然北京綜合排名第3位,健康經濟、健康文化和健康社會排名均位居前茅,但健康環境卻排在第206位,健康管理排名第85位。這表明我國健康發展指數綜合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時存在明顯的發展‘短板’,指標得分很不均衡。”
現階段,城鎮化對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日前,國務院召開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試點工作座談會強調,新型城鎮化是關系現代化全局的大戰略,是最大的結構調整,事關幾億人生活的改善。新型城鎮化是綜合載體,不僅可以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促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生產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擴大消費、拉動投資、催生新興產業,釋放更大的內需潛力,頂住下行壓力,為中國經濟平穩增長和持續發展增動能。
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化勢必意味著農民進入城市,而特大城市多已呈滿負荷狀態,因此,擁有更大發展空間和承載力的中小城市便成為此次城鎮化的重點,而發展城市群則是發展中小城市的重要方式。
為發揮城市群的戰略平臺作用,此前,國家發改委已經印發《關于開展跨省級行政區城市群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據悉,目前包括長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長城市群規劃編制的地方層面前期研究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國家相關部委將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確定這三個城市群的發展目標、開發方向、空間結構,以及城市群內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協同發展體制機制等。
對此,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發展規劃部主任文輝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設立城市群有助于我國打破行政區域規劃限制,進行資源的整合和再分配。另外,由于城市群針對中小城市抱團,因此,中小城市將迎來發展機遇,同時倒逼大城市進行部分功能疏解,以達到緩解大城市病的作用。
“有研究表明,健康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在地域空間上呈現聚集狀態或集群狀態,說明城市之間存在明顯的學習效應、協同效應和網絡效應。城市管理和生態環境建設的空間相關性較高,更需要跨區域的協作和治理。”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副所長魏后凱稱。
除設立城市群跨區域協作外,對于治理城市病,魏后凱還建議加強人口調控,設置人口聚集的“底線標準”。他說,對于特大城市非正規就業人員,政府應采取“以房控人”的策略制定出租標準,并頒發房屋出租許可證加強對房屋出租行為的監管,同時采取“以業控人”策略對非正規就業和低端就業人員進行必要地控制。
此外,由于城市發展聚集到一定階段,產業聚集成本會大大提高,聚集效應會隨之下降,魏后凱建議:為促進產業升級,應制定特大城市產業規劃和目錄,并以此為依據制定產業準入和退出標準。推動空間結構優化,并與功能疏解結合,順應特大城市成長過程產業擴散和疏解的客觀規律,分階段推進產業擴散和功能疏解,同時強化環境治理、加大風險防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