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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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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城鎮化”，著重強調其在擴大內需方面的巨大潛力。從功利主義角度來說，城鎮化確實能夠擴大內需，形成新的增長極、增長帶、增長面，但這一見解并不全面。我國推進新型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也必然要與“中國夢”相結合。而“中國夢”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因而必然需要建立在維護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基礎之上。
國務院強調新型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相結合。其中還沒有提到服務業現代化。但是，伴隨一個經濟體的城鎮化和經濟發展的必然是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現代化必然是一個推不掉的議程。
不過，我國是個“巨國”經濟體，有著所謂的“巨國效應”。根據《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的觀點，分工受制于市場廣度。而市場廣度又與人口和收入等因素有關。我國的巨大人口和現有經濟基本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廣度，也為未來的分工和專業化奠定了良好基礎。我國可以做到很多小經濟體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比如我國的內部市場巨大，很多分工和產業轉移均可以在國內發生。市場越發展，分工越細，創造附加值越多。“巨國效應”會給我國的服務業現代化帶來巨大的機會。人口收入越高，服務業一般也越是發達。
在我國，一些地方已經工業化了，還有一些還在工業化。同樣，每年大量企業被淘汰，卻有更多企業誕生。這也是我國這樣一個國家在轉型期會存在的“巨國現象”。我國的行政部門對經濟的管制，會使得我國第二產業占比與第三產業占比的相對變化，可能在較長時間內不同于國際上很多市場經濟國家歷史上的發展軌跡，但是大趨勢應該是相同的。
我國2013年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占GDP46.1%，第二產業占43.9%，第一產業占10%。第三產業占比首度超過第二產業。縱觀世界上大小經濟體，隨著城鎮化和經濟的發展，第一產業創造的增加值雖然一般仍然會保持增長，但是其占比將會大幅度降低；第二產業會保持一定的規模，但經濟體之間占比相差懸殊；第三產業占比會遠遠高于第一和第二產業，成為主導產業。到了這個階段，一個經濟體就是處在所謂的后工業化社會。2008年，美國第三、第二和第一產業占比分別為77%、22%、1%，德國分別為69%、30%、1%，日本分別為68%、30%、1%，韓國分別為60%、37%、3%，香港地區分別為92%、8%、0，新加坡分別為72%、28%、0。這些數據其實展示了中國今后的發展方向。
我國的名義人口城市化率目前達到53%多，但是這個數字當中大約有17個百分點屬于農村流動人口，這部分人在城市并不享受完全的社會公共服務。也就是說，我國的實際人口城市化率并不高，與印度差不多，甚至遠遠低于全世界2010年的平均水平（52%），相當于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城市化水平。目前，日本的城市化率高達到91%，美國82%。我國的城市化率遠遠落后于這兩者。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1年底我國大陸總人口134735萬人，城鎮人口69079萬人，城市化率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51.27%，首次超過一半。從1985年到1995年，我國城市化率以年均遞增0.547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從1996年到2011年，我國城市化加速，城市化率以年均遞增1.34百分點的速度上升。如果按照此速度發展，到203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可達到77.7%。該年我國人口差不多達到峰值15億，這意味著從2011年起，直到那時我國新增4.8億城鎮人口。如果按照每個新增城鎮人口規模計算，需要配套50萬元基礎設施費用來計算，到2030年，我國需要合計238萬億元的城市基礎設施投入。與此相關的，則是需要有巨大的服務業與之配套。
過去城鎮化和刺激經濟主要依賴政府擴張財政支出。而目前，新型城鎮化已經無法依賴過度負債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林立，地方政府負債水平日益高企。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地方融資平臺的審計結果，各地政府違約現象目前已經頻繁發生，很多違約是以借新還舊的形式掩蓋的，還有部分違約是對項目工程的欠資。財政風險已經蔓延到金融部門，構成金融風險。
同樣，我國的服務業現代化有待于打破各種行政藩籬，政府需要為服務業現代化提供一個授能環境，鼓勵面向市場需求提供各種服務。政府可以在以下諸方面采取一些推進服務業現代化的措施：首先，各種市、縣、鎮需要實行自主治理，需要有自己的財產稅收入、個人所得稅份額和市政債券的發行權，這有助于打破單中心的格局，促進多中心自主治理。其次，打破城鄉戶籍分割制度，加速城鎮化。最近我國推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的新條例，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其中雖然還有不足之處，但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舉措。再次，要開放包括金融業在內的各種服務業的市場準入，直接推進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金融業的開放可以為進一步的城鎮化和其他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大量民間資金支持，有助于大力推進服務業現代化的進程。
總之，只要減少政府的經濟、金融與社會管制，增進經濟自由，維護一個公平、公開和公正的市場競爭秩序，經濟必然發展，而經濟發展必然伴生服務業的現代化。政府的種種行為需要遵循市場規律、面向市場需求順勢而行，而不是只追求短期效應，視而不見事態發展的長期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