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村官不貪小利、放眼長遠,但遺憾的是,當下村民們的致富路徑卻與村官環保訴求相悖,以至于他反而成了眾矢之的。其實,類似環保與致富方式之間的矛盾,在廣大農村地區較為普遍。在農村為城市化進程貢獻了大量土地與勞動力資源之后,如何對其進行“反哺”,已成為有關部門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目前來說,在當地環保與富裕之間,似乎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綠色”經濟仍然遙不可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部分農村地區似乎已走上了一條致富的“捷徑”,甚至吸引了一些大學生、政府公務員強烈要求將戶口遷入農村。原由固然有城市生活成本日漸高企、農村人口回流等因素,更為關鍵的是,部分農村具有“征地補償、經濟分紅”等潛在收益的強大吸引力。在這些繁榮表象的背后,隱藏著眾多農村耕種土地流失、企業掠奪式資源開采等短視行為。相關地區的村民或許能在短期內樂見有比耕種更加豐厚的回報,但長此以往卻可能是家園不保、背井離鄉。
恰因如此,村官何永發“環保為先”的思路當值得各界肯定。而同時,讓他困惑的“綠色致富”之路也應盡快得到有關部門的大力引導。只有做好農村經濟的“反哺”工作、彌補傳統“二元”結構的短板,我國經濟的發展才能夠再上一個臺階。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何永發所在村莊十余年來無法進行大規模養殖,其本身正是保護水源而付出的機會成本,理應得到市場的相應補償。筆者建議,具體補償來源相關部門可做出新的嘗試。比如,下游城市居民用水支付標準中,有一項“水資源費”,可考慮將其中一部分轉移支付給上游村民。如此做法,將釋放出政府對村民環保舉動的肯定信號。推而廣之,探討已久的環境稅、資源稅等稅種則可以將排污費用、資源稀缺價值等內化到成本之中,引導企業發展綠色產業、并對由此受到負面影響的群體提供價值補償。
除了稅收杠桿調節對農村進行經濟“反哺”之外,農村自身經濟產能提高的“哺育”工作已是迫在眉睫。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來,糧食生產機械化將能有力地促進農業快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在我國農村“空心化”特征較為明顯的情況下,政府部門須發揮出重要的“指路人”角色,當在農村地區營造機械化革新的氛圍。
同時,應“盤活”現有農機推廣站資源,財政出資吸引更多優秀的專業人才加盟,通過制度化運作為農業提供全方位、系列化、專業化的農機社會化服務。包括建立農業大型機械互助基金、以農村集體名義金融租賃等方式,都可以酌情予以考慮。以機械化生產取代傳統低效的人畜耕種模式,將能有效地抵補日漸萎縮的農業產出,并增加現有農民收入,最終真正吸引青壯勞力回故土。
透過村官何永發的抉擇困境,農村經濟的發展瓶頸可見一斑。對此,有關部門當積極給予“反哺”扶持,盡早實現綠色農村的集約化高效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