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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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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準“十二五”規劃的關鍵著力點 |
――關于“十二五”規劃戰略重點和突破方向的思考 “十二五”開啟之際，預計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規模、開放和發展的階段特征看，增強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效益性和可持續性，都是這一期間最為重要的任務。 “十二五”規劃的戰略重點應該放在穩速增效均衡發展上，突破的方向是：1）以空間要素集聚和工業現代化并舉作為新的發展動力；2）以人為本提高社會分享水平，特別是提高勞動者報酬，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和諧；3）以全球低碳經濟發展為契機，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改變生產和生活模式，保持經濟、社會與自然的平衡；4）以深化體制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為激勵機制，發揮市場基礎配置資源的作用，保證機制轉型；5）堅持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運行規則的制定，加強國際合作，主動防范國際經濟波動的風險，建立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十二五”以繼續糾正結構失衡為主線，努力克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發展的失衡，如內外需失衡、消費投資失衡、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源關系失調、城鄉和區域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等失衡現象。非均衡發展本質上是后發國家趕超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物，但隨著經濟增長，人均GDP水平步入到中高收入階段，非均衡增長的矛盾就會越來越顯現出來，必須依據可持續發展的規劃目標連續不斷地進行牽引、約束才能糾正過來。否則非均衡發展終會導致經濟和社會在中等收入階段長期停滯徘徊。 “十二五”期間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需要改變長期以來經濟非均衡趕超的增長模式，進行發展模式轉型，奠定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 穩速增效 以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區間為基準，穩速發展，為經濟結構調整留有余地，保持經濟增長穩定的同時，將發展的目標轉向提高經濟效益和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預計“十一五”期間年均GDP增長速度將達到10%以上，遠遠高于規劃的增長速度，為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在“十二五”期間GDP增長速度可以降低到7.5%的水平，穩定在潛在增長率區間。 所謂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一定時期內，在各種資源正常地充分利用且不引發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所能達到的經濟增長率。潛在經濟增長率表明一定時期內消除了通脹條件下的經濟增長長期趨勢，現實經濟運行圍繞潛在經濟增長率上下波動。如果現實經濟增長率過高地超過潛在經濟增長率，各種資源供給的瓶頸制約就會非常嚴重，經濟運行就會繃得很緊，產業結構失衡，引發嚴重通貨膨脹；反之，如果現實經濟增長率過低地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則會造成生產能力過剩和資源的嚴重閑置，引起失業、企業經營困難，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各項社會事業也難以順利發展。現實經濟增長率可在適當的幅度內圍繞潛在經濟增長率上下波動，既不引起資源的嚴重制約，也不引起資源的嚴重閑置，物價總水平也保持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這一波動幅度可稱為潛在經濟增長區間，也可稱為目標增長區間。我們計算的潛在增長率區間為，年通貨膨脹率在0～4%相對的增長率區間為7%~9.5%，經濟增長超過10%通常會引起5%以上的通貨膨脹。過高的經濟增長迫使經濟、社會和資源體系處于高度緊張狀態，難以進行結構調整、和諧社會建設和友好環境的建立，更難以將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效益型。要堅持“又好又快”的原則，把好字放在第一位。 中國在“十二五”的發展階段還要面臨著非常多不確定因素的干擾，如國際熱錢和資源價格上漲的直接沖擊，很容易引發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匯率、資源公共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一方面會減低經濟結構的扭曲，但同時會產生價格上漲的壓力。隨著成本正常化，特別是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如果不能增加效率，只能通過價格轉移就會引起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等。新發展階段和面臨的國際形勢，總體上看是一個偏向于資產和物價上漲的趨勢、格局，將經濟增長速度目標降低到接近潛在增長率的下限水平7.5%，為價格機制調整和改革留有余地，才能有效地激勵企業增加效益，走上循環、綠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積極提高空間集聚效益和推動工業現代化 新世紀以來，城市化和工業化一直是帶動中國經濟的兩大增長引擎，但也是中國經濟粗放發展的動力來源，不顧資源、環境和人口等的約束，從鄉鎮到縣市均積極開展了城市化運動。在不合理的利益驅動下，土地城市化遠遠快于人口的城市化，房地產價格上升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城市化過程拉動土地成本、房地產價格、公共福利、基建等成本快速攀升，導致了中國經濟成本的上漲，而戶籍制度、區域化社保、城市房地產價格過高阻止了人口的城市化，城市集聚效率難以發揮，影響著產業競爭力。土地城市化的超速增長直接打破人、社會與自然的平衡，耕地保護、環境保護和農民失地引起的社會沖突等問題越來越顯得突出。“十一五”針對城市化與環境等問題采取了主體功能區的空間布局規劃，取得了初步效果，應繼續強化執行。 全球城市化發展的經驗表明，一國城市化水平與單位資本GDP間高度相關。原因是人口和資源的空間集聚產生了規模收益遞增的效應。對于工業化的城市，聚集效應更明顯，因為知識和新技術在交流、競爭和傳播等方面效率更高，城市運行成本低（因公用設施密集），產出效率高。可以觀察到，以東亞為主的新興經濟體走的正是大城市圈為特征的、圍繞工業化而展開城市化的路子。隨著空間要素集聚水平和規模的提高，服務業會被快速推動，使得城市發展的多樣性增加，服務業就業和產值占GDP的比重會快速上升。不論是工業還是服務業，其競爭力都受到城市化帶來的成本上升的壓力，必須獲得更大集聚效率才能保持產業競爭力。提高空間集聚水平、密度和規模性是發展服務業和保持產業競爭力的關鍵。 在大規模城市化的帶動下，我國工業產能急劇擴大，大干快上成為了一個常態，產能過剩、高能耗、高污染問題困擾著中國經濟體系的健康發展。中國工業化是典型的高資源投入驅動的工業化。在成為了世界大工廠的同時，工業現代化水平則不高。從工業現代化衡量指標看，我國工業的效率、技術研發投入、信息化水平、國際化水平、企業管理科學化水平和可持續發展水平等多指標綜合值，與發達國家相比只達到一半。因此，加速中國工業的現代化是“十二五”的另一重要增長動力。在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推動下，競爭成本正常化，土地、環境成本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水平更是要較快增長，只有工業的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從高效益中消化成本上漲因素，維持我國在全球的產業競爭力。 后發國家趕超的實質就是通過政府動員資源并配置到高增長的現代化部門實現經濟增長的加速。后發國家都認識到，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增長率要遠高于農業部門，因此運用政府動員體制有效地將農業資源轉移到工業部門，就會引起結構轉變性的趕超，走上所謂的非均衡加速道路。結構失衡就是源于這種經濟規模擴張的過程，但結構失衡會造成很大的經濟和社會矛盾，而且還會產生很大的增長和利益分配的路徑依賴，并將原有的趕超機制轉變為阻礙經濟持續發展的因素。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到中高收入水平后，結構失衡推動的規模增長效率就會快速遞減，必須進行戰略轉型，轉到一個均衡的可持續發展軌道上來。 糾正結構失衡的關鍵就是要堅持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配置資源的作用，加強反壟斷機制的建立，特別是要縮小行政壟斷的范圍，逐步調整資源價格，提升資本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積極作用，讓市場能有效配置資源，讓企業能按市場信號進行理性決策，這才能有效地消除結構失衡的配置和利益激勵基礎，建立起均衡增長的機制。 要變建設型政府為服務型政府。當政府用一種比較規范的方式來行使公權力時，經濟主體自會在市場的作用下，完成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型。“十二五”規劃的政府行政變革的核心是強化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的職能，將政府的目標轉到滿足公共服務需求上來，提高行政管理能力，積極加大政府自身建設和轉型。 以人為本，建立社會分享機制，提高居民收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消費投資失衡，內外需求失衡的問題。中國初次分配過程中要素收入系統性低于國際水平，低于發達國家相當于我們發展時期的20%，低于新興市場國家15%。中國勞動收入報酬低，直接導致了中國居民消費率低的特征。如果勞動者報酬提升至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則消費率會提高10個百分點；如果能加大企業的分紅和保持正利率水平，中國的財富報酬也會提高進而帶動消費率提高4個百分點；刺激消費措施和提高社會保障等方法，有可能再提高消費率3個百分點。這樣，中國就會扭轉消費和投資失衡的狀況，擴大內需的方針也才能落到實處。 提高勞動者報酬和居民的財產收入是“十二五”期間最為重要的以人為本的富民目標，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個社會普遍分享的體制，調整收入分配機制，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就業，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積極促進衛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務的發展，實現社會的和諧化，為2020年全面小康打下堅實的基礎。 中國加入WTO后，經濟體系已經融入了全球化中，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的全球化步伐有所加快，已經遠遠不是對外貿易可以概括的，而是全方位的加入和推動全球化進程的國家了。要積極開展區域合作，推動全球化規則的制定，包括金融監管規則、貿易規則、低碳規則等。 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給中國參與全球金融貨幣的治理提供了機會，同時，也使得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有了更大的機遇。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中國要有既符合自己發展權益又對世界承擔責任的表現。要積極參與國際氣候變化應對規則的制定，發出自己的聲音，體現自身的利益訴求。通過國際規則的制定激勵本國加速轉變增長模式，促進節能減排，在低碳經濟發展中，提升我國制造業水平，促進我國技術創新和可持續發展。 觀念和文化是統領規劃實施的關鍵，復興中國文化傳統，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觀念，積極引領全球和諧文化觀，推進中國和諧式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是校正當前很多失衡，特別是人與自然不平衡的重要方面。 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東方文化和諧觀的復興改變生產和生活方式，才能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