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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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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釋說，交通無縫對接、智能交通管制系統、地鐵高速化、立體化、大型化等，無疑是解決大城市病的重要技術手段，但這不能解決城市化進程中開發過度、能耗大、排放大的弊病。同時，大規模的改造和應用需要巨大投資，并且技術轉化為應用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寄希望于技術解決會遇到技術瓶頸，并且會導致城市的盲目擴大。因此要考慮別的辦法解決大城市病，這就是分流需求，也即讓大城市過多的人口分流到中小城市去。”
“2009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了46.7%，然而2007年、2008年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9%，巴西等一些高收入國家是85%。從城市化的國際發展趨勢來看，45%—55%的階段是城市化發展最快的時期，70%以后是穩定階段，中國現在正好進入城市化發展最快的時期。”
“這種最快發展時期帶來的是什么？巨大的內需潛力。城鎮化、城市化的大規模快速發展，也就是說大量非農人口轉向城市將刺激住房、醫療、教育、城市等的消費，這種消費潛力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一年城市化水平提高一個百分點，那么13億人口的1%就是1300萬人。這種消費需求的連帶效應也會帶來大量的投資需求，比如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投資，以及城市各方面功能的完善等。”盧中原說。
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市場資源稀缺，而最大的市場資源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如果能穩健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可能會創造市場的新大陸。”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指出，“十二五”是推進城市化進程非常關鍵的時期，而推進城市化也需要轉變發展模式。
“城鎮化道路走得好不好，某種程度上將決定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走向。如今中國在城鎮化發展方式上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大城市發展迅猛，而中小城市發展不足；城鎮粗放擴張、資源利用率不高；而城市建設熱衷于新區發展、空間跳躍式開發，公共設施配套卻跟不上；此外，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傾向，很多城市發展越來越沒有特色、沒有文化內涵，也導致很多自然和歷史文化遺產遭到破壞。”北京市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盧映川說，“我們面臨的一些新的挑戰和壓力也促使城鎮化發展應轉變發展方式。比如資源環境開始成為硬約束，不管是水資源、土地資源還是能源，現在的制約越來越強；還有城鎮化成本越來越高，城鎮化面臨的高成本壓力，既有市場引導等因素，也有開發、管理失控的問題。此外，農民工二代轉型、城市技術變革等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對于未來城鎮化需要怎樣的發展模式，王一鳴提出十點建議：第一，堅持以人為本，城市化不光是美化、量化、綠化，最重要的是讓進入城市的居民安居樂業。第二，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比如放寬入戶門檻政策，現在很多城市在積極推進。第三，要統籌城鄉發展，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體系上推進城鄉對接。第四，高度重視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同時建立一個城市網絡，把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網絡化，而高鐵建設的加速推進，將促成農民工在大城市就業、消費，在中小城市居住的現象。第五，積極發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這將成為中國的經濟主要載體和參與國際的主要平臺。第六，要突出加強公共服務，比如怎么把保障性住房體系建設作為城市政府的重要職能。第七，增強城鎮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包括垃圾處理、供水、廢氣的處理等。第八，突出歷史文化特色，不能所有城市千篇一律。第九，鼓勵公眾參與，使政府從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模式發展，讓老百姓也參與到治理結構里去。第十，要進一步推進城鄉體制改革，包括財稅體制、土地制度、社保體制等，但現在突出的一個問題是重規劃輕監管，很多規劃沒有真正完全落實。因此城市規劃還需有相應的監管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