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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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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戴帽子的戴帽子、該摘帽子的就摘帽子，不能讓貧困縣越扶越多。”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在今年的兩會上表示，列入本屆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的農村扶貧開發法，將對扶貧重點縣的確定和退出機制做出規定。
評定標準近30年變化不大
有些貧困縣發展水平反而高于非貧困縣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實施大規模的扶貧開發。此后， 1994年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2001年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2011年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
“現在我國扶貧工作的主戰場和扶持的主要對象是832個片區縣和重點縣。” 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王國良說，這832個縣經濟社會發展總體上仍處于全國最落后的序列。
雖然實施了幾輪扶貧規劃，但是貧困縣的評定標準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地方生產總值、人均財政收入等指標在貧困縣的評定中占據很大權重。有專家認為，這樣的評定標準對貧困發生率、貧困深度等衡量貧困程度的指標重視不夠。
另外，一些貧困縣認定和調整的透明度也不夠高，一些地方甚至數據造假。記者查閱發現，2011年的調整，有的省份程序上甚至沒有公示環節。
“有些貧困縣的發展水平反而高于非貧困縣。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是貧困縣在確定過程中受地方政府公關能力等因素影響較大；二是一些貧困縣在國家的扶持下取得長足發展但不及時退出。” 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坦言。
近1/3縣戴窮帽
每年可獲3000萬到5000萬元財政專項扶貧資金
王國良介紹，現在每個重點縣每年能獲得3000萬—5000萬元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還有一些專項轉移支付和專門的政策措施。
一位武陵山片區的貧困縣官員說：“這些年，國家對貧困縣的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等傾斜投入越來越大，不少項目縣里還不用配套，貧困帽帶來的實惠越來越多。” 記者注意到，該縣要率先摘帽的新聞報道了好幾次，但時至今日，未見來真。
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也坦言，貧困帽含金量比較高，退出沒好處，“所以重點縣干部群眾不愿意退，也不敢退。”
目前全國幾乎3個縣就有一個戴著窮帽。“事實上還是有部分比較困難的縣沒納入，無法得到國家重點扶持。”華中師范大學減貧與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陸漢文表示，有些重點縣實際已經脫貧仍不愿摘帽，從而無法使有限的扶貧資源分配給沒進重點縣的窮縣。
貧困帽戴上不愿摘，除了帽子含金量高，劉永富認為，更重要的是政績觀和考核體系問題，過去扶貧工作基本沒有進入考核體系，就算扶貧工作做不好，扶持政策好處還可以保留。鑒于此，中央要求，對重點縣的考核要由主要考核地區生產總值向主要考核減貧成效轉變。不久前，中辦、國辦發布《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把提高貧困人口生活水平和減少貧困人口數量作為重點縣主要考核指標。
陸漢文表示，這就意味著減貧摘帽將成為重點縣黨政領導的主要政績。“指揮棒這樣一調整，將為主動摘帽提供強大的內在動力。”
考核指揮棒的調整，為建立健全貧困縣退出的正向激勵機制開辟了道路。四川省南充市扶貧移民局局長冉中華告訴記者，該市近日給所轄4個重點縣列出摘帽時間表——2017年年底前，為鼓勵貧困縣盡早摘帽，該市明確在2020年前摘帽的還能享受不變的政策。
退出機制正在制定
專家建議，排序后發展水平最高的縣先退出
“重點縣只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隨著全面小康建成的臨近，將逐步退出和減少。”王國良表示，目前國務院扶貧辦正在研究制定有效的退出機制。
實際上，一些省份已進行了探索。最近的一次重點縣調整中，共有9個省的38個原重點縣退出。黑龍江省扶貧辦副主任白春貴介紹，2011年，黑龍江對重點縣進行了調整，通過統計部門2007—2009年3年平均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和2009年貧困發生率3項指標，對全省縣（市）進行了測算和排序，然后確定名單。記者查閱了幾個省份貧困縣審批流程圖發現，方法大同小異。
有關專家建議，制定退出機制時可以在此基礎上再行完善，建立一套以收入和貧困程度指標為基礎的、權重設置合理、數據來源可靠的指標體系。“指標體系以及重點縣退出程序要對外公開便于監督。” 汪三貴說。
在此基礎上，汪三貴建議設計一套反映縣域貧困狀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扶貧開發成效的動態監測評估體系，一方面用于考核重點縣黨政領導，另一方面通過動態調整重點縣名單，保障國家扶貧資源投向最需要的地方。
在制定明確和透明的退出條件和程序的基礎上，利用動態監測評估體系對現有重點縣排序，發展水平最高的先退出，同時通過改革，從機制上弱化重點縣在扶貧資源分配中的作用，扶貧資源加速重心下沉，更多瞄準貧困村，從而減少退出阻力。“縣改市可以成為下一階段重點縣退出工作的試點和抓手。”汪三貴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