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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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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主題為“中國面臨巨型城市的挑戰” 的第22屆中國城市化論壇在河北廊坊永清國瑞生態城舉行。
論壇由住建部科技委指導、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簡稱城市化委員會）主辦、北京國瑞興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承辦、《城市化》雜志主編顧晴主持。
論壇圍繞北京對京津冀城市群的輻射能力有多強？京津冀城市群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逃離喧囂的巨型城市：我們能去哪里？等議題展開激烈的交鋒與互動。
北京國瑞興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郝振河在致辭時說，論壇的議題接地氣，意義重大。他介紹說，如果把廊坊市比喻為京津之間的一顆明珠，永清則是廊坊的一塊璞玉，它屬于大北京戰略經濟圈的核心地帶，區位優勢明顯，發展空間廣闊。有資料表明，早在2010年首次提出“3＋2”首都經濟圈以及“一軸、兩核、三區”為框架的京津冀都市圈發展戰略構想。2013年3月，北京市發改委發布新城南行動計劃（2013-2015年），總投資約3960億元，比老計劃（2010-2012年）相比增加了1000億元。
國瑞生態城區位優勢明顯：其一，首都第二機場落戶于大興區禮賢鎮境內，距離永清國瑞生態城15公里，2015年將投入使用，終端規模為年旅客吞吐量1.2億人次以上，與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天津濱海機場等構成中國北方（華北及東北）航空群。其二，永清距北京南五環50公里、距首都第二機場直線15公里、距廊坊市區17公里，國際級高速路京臺高速在永清設有出口站。
龍永圖：原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入世談判首席談判代表、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榮譽主任
直面巨型城市的挑戰
——有信心！更有辦法！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將中國的城鎮化作為影響21世紀全球最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把中國的城鎮化放在全球最重要的一個地位。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大家在對中國的城鎮化歡呼的同時心情也變得沉重起來。特別是今年1月份北京連續20多天的霧霾天氣，加上最近長三角連續十來天的霧霾，以及今年全國范圍的霧霾天數創造了歷史之最，大家對于城市的環境問題有了更多的關注，對于大城市有了很多的批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討論“中國面臨巨型城市的挑戰”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要堅定對城鎮化的信心
我們要堅定對城鎮化的信心，因為城鎮化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最近中央召開的城鎮化工作會議再次明確了城鎮化的重要性。沒有這幾十年的城鎮化，就沒有中國今天的發展，就沒有中國大量的財富積累，也沒有那么多成千上萬、上億的人民和老百姓脫貧，更不會產生現在震驚整個世界的中國經濟奇跡。
目前城市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是在整個城鎮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實際上，與現在所產生的污染相比，貧窮更可怕！我是從貴州最貧窮的山區走出來的，我也去過非洲最偏僻的農村，我一直堅信一個道理，貧窮是最大的“污染源”！因為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可以證明：現在全球環境最好，包括空氣質量最好的地方是在發達國家，不是在發展中國家，更不是在貧窮國家。
要解決污染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根除貧窮。只有中國實現了現代化，經濟發展了，我們才有財力、有物力、有精力去解決發展中所發生的各種污染問題，才可能提高我們的空氣質量、水質量、食品質量乃至生活質量。
我們有信心是有基礎的。首先來源于對我們制度的信心。當年我們全國總動員抗擊“非典”，其組織能力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現在出現的霧霾問題，只要中央下定決心，只要地方團結一致，也是可以解決的。解決霧霾等環境問題需要高度的組織性，需要各個城市、各個產業高度聯合才能解決，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可能孤立地解決環境問題，也只有在我們的體制之下，利用我們的制度優勢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我國在解決這些大問題上的信心是很強烈的。
第二就是對于現代科學的信心。與過去幾十年相比，現代科技已經發展得很快。只要我們舍得投入，不把GDP當成“掛帥點將”最重要指標；只要我們把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包括空氣、水、食品的質量放在首位，現代科技是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
第三個信心就是有前車之鑒。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走過了城市化快速推進這樣一條道路，他們在應對大城市挑戰的經驗可以作為我們借鑒。
要確認“大城市病”的原因
我們要準確并理智認識我國“大城市病”產生的基本原因。首先，“大城市病”是因農民進城、大量人口流動出現的。由于我國人口眾多，特別是農村人口有8億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有兩三億人口從農村來到城市，現在還有兩三億人準備進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我國城市人口突然在十年、二十年間有了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擴張，產生了交通擁堵、城市環境壓力大等問題，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同時，我們應該看到，農民進城這一歷史進程實際上是我國實行現代化的發展過程，是我們千千萬萬農民致富的過程，也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一個最基本的出路。對于農民進城這個問題我們要順其自然地推進，不能因為城市太擁擠了就說不需要甚至不準農民進城，因為廣大農民有致富和進城的權利，誰也不可能否定農民進城的愿望，誰都不可能剝奪農民進城致富、追求過上小康生活的基本權利。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到了一定時間是會穩定下來的，就像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流動已經穩定了一樣。
第二個原因是城市居民有生活得更好的愿望。現在城市的空氣污染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就是汽車尾氣，但是不能因為有霧霾、有環境的污染，就剝奪某些人買車的權利，或者購買其他可能造成污染的東西的權利。當然，我們要讓人們改變觀念，要鼓勵更多的人買車，但在大城市不要把小汽車作為每天上下班的代步工具，而且我們的公共交通的網絡體系要真正建立起來。
第三個原因是城市的基礎設施正在建設，還沒有結束。城市的公路網絡體系、城際鐵路、地鐵還正在建設，在建設過程中肯定會產生污染，出現“城市病”的根源，這也是成長中的城市所避免不了的。
第四個原因是我國屬于制造業大國，傳統制造業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污染。但是我國的相對優勢就在制造業，我們要發揮相對優勢，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將其淘汰，否則就是丟掉了我們的實體經濟，會喪失整個經濟發展的基礎。
以上這些產生“大城市病”的原因都具有剛性，我們必須理智地認識，這些都是中國目前的現狀所決定的。
巨型城市發展要有辦法
對我國的城鎮化有信心，并不是說我們要盲目樂觀、不作為。所以我強調要有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深化改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服務產業。環境污染很大一方面來源于經濟結構的不合理，盡管發展制造業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在整個規劃中出現了問題，造成產能過剩，浪費了很多資源，造成了不必要的環境壓力。我們在減少不必要的環境壓力的同時，還應大力發展污染最少的服務產業。永清生態環境不錯，應大力發展服務產業，滿足北京整個中心城市擁堵以后人口分散所產生的一些服務需求；而國瑞生態城不僅僅是搞房地產開發，而應該做一些創新，圍繞房地產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打造好的養老產業、健身產業、旅游產業，甚至成立一個家政服務公司，這些都是非常有前途的。
第二個辦法是要打造高質量的城市群。高質量的城市群有幾個特點，其一是要有產業支撐，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還是小城鎮，如果沒有產業支撐就是空城，產業不一定就是制造業，也可以是服務產業；其二要有生態支撐的能力，永清生態城有40% 以上的森林覆蓋率，具備營造區域高質量城市群的條件；其三要有消費載體的支撐，比如物流、電子商務等能夠為社區、為城市群的商業相互流通提供載體的商業地產；其四建立一個龐大的便利的交通網絡，像長三角打造的一小時城市圈，讓城市之間有最便捷的交通。
第三個辦法是要打造全民的低碳文化。全民的低碳文化對解決巨型城市所帶來的挑戰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沒有整個公民的參與，光靠政府、產業的調整是不行的。
最后一個辦法就是提高人的素質。對于我們現在面臨的巨型城市的挑戰，要有好的心態，并且有長期的心理準備，也就是說除了有信心還要有耐心。在解決霧霾和環境污染的問題上是最能夠凝聚共識的，無論政府官員還是老百姓，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這是分歧最小的地方。我相信，只要大家真正團結起來，全民共同參與，直面巨型城市的挑戰是能取得成果的。
李兵弟：住建部村鎮建設司原司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不是每個城鎮都長成巨人
我不太主張提巨型城市這個詞匯，但事實上我們的發展缺少不了巨型城市。在此，針對京津冀的發展我想講幾個觀點。
第一，巨型城市要明確發展的目的。我們已經走了30多年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發展之路，現在大城市發展相當不錯了，在未來的發展引導上，不能繼續強調要素過快向大城市的集聚，而應當強調要素在區域范圍內均衡配置。巨型城市（特大型城市）在我國是少數，其發展目的非常明確。其一，應當參與國際性、全球性的城市競爭；其二，應當增加城市的多元承載力和包容性；其三，應當發揮城市的引領作用，不是與周邊爭資源、爭要素，而是帶動周邊城市發展。
第二，應當有科學的功能組織，即功能高端。巨型城市或者叫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必須走高端路線，重點應當在創新性的、戰略性的新興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從一般性的制造業退出來。功能高端必須要注意的是把政治、文化、科技功能保留好，同時將核心城市的優質資源向周邊地區外溢，這樣才有可能發揮引領作用，協調并帶領周圍城市發展。
第三，合理的空間布局非常重要。包括交通組織、網絡化的基礎設施、區域性的服務型功能的支撐能力，包括區域性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共用，不一定非得劃地域辦產業園區，可以聯辦、共辦產業園區。在大城市周邊的一些城市設立特殊的政策區，優先準予或者吸納臨近地區的城鎮，將周圍的一些功能組織起來，形成發展合力。
第四，必須有良好的生態布局。包括生態環境的統一規劃，生態修復項目的統一布局、審批、實施，生態綠地空間的統一組織，也包括綠色發展、環保標準的統一。如果說在一個空間密集的地區內環保標準都不同，很難形成協調統一的發展。
第五，應當是有效的城市管理。包括要讓我們的城市安全、發展穩定，讓我們的老百姓安寧，當然要堅持綠色、低碳、循環的建設發展。
第六，巨型城市周邊必須要有繁榮的鄉鎮。具體做法如下：
一是建議從國家政策層面給小城鎮，比如像永清這樣的縣城以及國家級的重點鎮15年的重點發展期。其實30多年我們讓大城市得以發展，現在拿出15年時間支持一下重點鎮，讓縣城發展、讓縣域經濟發展，這將能比較好地解決我們國家的“三農”問題。
二是巨型城市周邊地區的鄉鎮或者叫廣大農村地區，要有明確的目標，即富足小城、特色小鎮和美麗鄉村，正如中央講的不是每個城鎮都長成巨人。
三是制訂產業引入機制。小城鎮如果沒有明確的產業引入機制，沒有明確的大城市疏散功能與小城鎮的產業引入機制相結合，小城鎮發展會非常吃力。
四是允許探索城鄉二元結構的土地混合使用。不一定所有的土地都要轉為國有，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上可以發展一些小城鎮。目前很多地方都在進行不同的嘗試。新城鎮投資開發與運營正是永清國瑞生態城探索的模式，主要以民營資本為主，在政府的支持下，實現土地、金融、產業三合一，而非一種單純的土地投放。另外，縣域品質地產也是一種新城鎮的開發模式，也是今后中小城鎮努力的方向。在保糧、保耕地、保證農民富裕的基礎上，讓農村的綜合業態發展起來，將會對地區經濟發展發揮很大作用。
五是國家應想辦法成立小城鎮建設的股權基金，以國家的資本包括國有銀行資本注入，允許社會資本、法人資本、自然法人進來，彌補小城鎮建設資金短缺的問題。現在全社會流動性過剩，但是資金成本不一樣，通過用股權基金的形式，低息或者貼息支持小城鎮的發展，當然要有重點。
六是啟動涉市機制，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
七是將今天的城鎮維護建設稅改為城鄉維護建設稅（我國現在是按照7%、5%、1%作為附加稅提取的），可以為我們廣大的農村地區，包括小城鎮和重點鎮的發展，提供一種國家設置的維護建設管理的正常穩定的資金渠道。
八是研究建立國家農村住房制度。既然要給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就涉及到農民的住房問題，不能單一地講宅基地本身的經濟職能，還有社會職能，即對農民的保障功能。
九是改革宅基地制度。要把宅基地的保障供給和宅基地的退出作為一個制度建設共同結合，不能孤立起來。
十是既然要給農民工進城提供住房保障，城鎮的經濟適用房制度應整體轉移給農民工。經濟適用房是國家無償提供土地，還有各種政策貼息，這樣用一種部分產權的形式先解決有能力拿到一定住房的進城農民工，而不是都進入廉租房、保障房的建設，這樣可能更有利于解決2.2—2.6億農民工進城問題，這種制度性的轉移還可以解決經濟適用住房制度供給對象不清的問題。
邵念強：北京海勃灣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圍繞北京打造田園城市群
巨型城市的挑戰對環渤海、京津冀來講，就是如何面對北京這個巨型城市的挑戰。北京的周邊如何去建立有特色的鄉鎮，換句話說，在北京周邊的河北省的八個中心城市以及二三十個縣級城市怎么應對挑戰，怎么樣對接北京？
其實，北京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自身的壓力和挑戰。北京與區域內周邊城市之間的聯絡太脆弱。北京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區域中發揮引領作用，這是一篇鴻篇大論。北京如何將一個大城市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能量向周邊輻射，帶動環渤海、京津冀區域內城市的發展，追趕上珠三角和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還有一段路要走。相對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上海和廣州、深圳而言，北京對周邊的輻射作用遠遠低于其吸附作用。天津、石家莊、保定、張家口等城市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北京強有力的吸引力，將資金、人才、資源都吸附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城市里。對于一個三四線城市來講，環繞著北京既深受其利，更深受其害。
京津冀城市群總體規劃重新確定了不同城市間的功能定位，對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八個中心城市有了明晰的定位。河北省在發展戰略中已經提出全面對接京津。在這一基礎上，北京周邊的縣級城市及鄉鎮怎么發展，怎么對接北京，這個命題非常重要，也具有現實意義。
全面對接北京，我的理解是看北京需要什么，能給北京提供什么，能從北京吸引什么，如何將自身的優勢資源對接北京。京津冀城市發展規劃對北京周邊城市的定位有三句話，一是在制造業里成為巨大城市的產業配套，也就是發展能源、化工、制造業；第二是發展現代農業，目的是解決北京的“菜籃子”、“米袋子”；第三是為北京這一巨大城市提供休閑度假旅游的資源。
城市化委員會一直密切地關注著北京周邊有特色發展的城市，近年來北京周邊的縣級市已經行動起來，都在研究如何確定自己城市的特色，挖掘自身的資源對接北京，除了能向北京提供什么，還能從北京吸引什么資源和力量。
在我們研究關注的城市里，永清就是其中一個。永清縣的城市發展定位非常明晰，有一個生態優美的環境，有一個綜合產業發展去對接北京，不僅吸引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到此休閑和消費，還要與北京的產業互補。國瑞生態城、臺灣新城等就是很好的證明。
另一個城市是定興。定興對接北京的手法是在城市西區打造西部田園城市。田園城市的概念是100多年前英國著名學者提出來，其基本思想是：田園城市是人類城市發展的方向，就是把城市的優勢和鄉村的優勢結合起來，然后去削弱或者弱化不足的地方，打造一個供人們舒適生活和工作的空間。定興除了營造大的景觀峽谷，還將周邊農村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以農業合作社的方式，由北京的資本進駐，帶來現代農業的思想，將傳統的農業提升為觀光的、生態的、旅游的和有設施的農業，向北京提供豐富的蔬菜、花卉等，營造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吸引北京的人去度假、辦公和生活。
我們可以預見，在未來五到十年時間里，在北京這一特大城市周邊會誕生二三十個優美的田園城市。在那里人們可以悠閑地工作和生活，呼吸新鮮的空氣，享受由巨型城市提供的公共配套資源。在不遠的將來，北京的“大城市病”以及周邊城市發展不成熟或者發展緩慢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所以，我們期待著一個以北京這樣的巨型城市為核心的、帶動河北八個中心城市以及像永清這樣的衛星城市構造一個田園城市群，進而帶動整個環渤海經濟的發展，讓京津冀能夠和珠三角、長三角一樣齊頭并進。
鮑筱斌：北京國瑞興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總裁，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京津冀彎道超車看北京
如果討論中國面臨巨型城市的挑戰，北京這一巨型城市產生的問題要嚴重些。因為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實際上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能夠很好地給周邊提供產業支撐；可是北京所在的環渤海地區非常奇怪，似乎只有北京在發展，周邊城市都長不大。另外，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較短時間里，我們的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城市迅猛發展，自然會遺留一些問題。現在是我們解決所遺留問題的時候，而且需要大家的智慧。
北京的城市結構特別有意思，北部和西部主要是山區，再往北面就到了沙漠，沒有太多空間；東部和南部是平原，留下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從國外城市的發展經歷來看，北京要解決城市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未來發展的出路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對于北京自身而言，城市有病必須自己來醫治。怎么靠自己來醫治“城市病”呢？就是要通過改變城市的基礎設施、交通體系、產業結構、人們的消費行為，調整城市系統性結構。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北京這幾年采取了相當多的措施，不僅在頂層設計上有很系統的思考，而且在公共設施的發展、人們消費行為的改變以及整個城市建設方式的發展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化。我剛參加工作時，北京只有王府井一個中心，后來慢慢發展，出現了CBD、金融街、中關村等分散的多個中心，現在正在走向郊區化。
世界上有兩種不同的城市發展方式值得我們研究：巴黎依靠中心城市發展，倫敦走的郊區化發展之路，因為倫敦當年的人口是巴黎的3倍多，所以倫敦當時出現一系列“城市病”，必須要走向郊區化。美國大概在上世紀80年代，其郊區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的增長能力已經高于中心城區；90年代以后沒有城市和農村的區別，基本上是大都市圈和非大都市圈。如果我們簡單地像當年倫敦和美國那樣簡單地將人口擠到郊區去，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而是要解決城市的內部問題。
其次，城市群與郊區是解決“大城市病”的一個出路，它將有利于解決中心城市的問題。城市發展的規律是先從農村到城鎮，然后從小城市到大城市，再從大城市到郊區，最后形成城市帶，現在我們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近幾年，珠三角和長三角在郊區化與城市群解決城市問題的方面走在京津冀前面，這給北京所在的環渤海區域留下了很大空間和機會，也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大城市目前正處在產業調整階段。產業調整絕對不是簡簡單單地把一些低端產業轉到郊外去，一定要把相對有系統的產業移到郊區，包括增長潛力大、創新能力強的產業。
第二個條件就是高鐵和高速公路網的發展為現代大城市、巨型城市周邊的郊區城市帶來了非常好的機遇。如果以后北京的地鐵能夠修到河北的周邊城市，這對周邊城市的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
第三個條件是現代互聯網和新興的信息技術已經使原來簡單的工作方式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對于我們解決“大城市病”以及郊區化發生了非常深刻和積極的影響。比如我住在永清或者比永清更遠的地方，也可以聯絡和對接全國范圍的工作。
第四個條件是現在的金融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民間資本、基金、信托、股權、資產證券化等，為解決城市群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手段。
鑒于以上四個條件，在新一輪發展中按城市帶、城市群解決問題，京津冀有可能比長三角、珠三角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如果京津冀的地方政府規劃得好，尤其是北京市政府能高瞻遠矚，京津冀彎道超車將會很有希望。
再其次，要想真正解決巨型城市的問題，必須是中心城區和郊區或者城市帶、城市群形成充分的有機互動。這種互動是在新的技術和新的經濟環境下的高層次互動，無論是信息、人才、資源還是各種資金必須實行互動，現在來看完全有條件形成互動。一個公司可以把總部或者信息比較重要、融資部分比較強的設在北京，其他很多業務完全可以設在郊區。從產業鏈上來講，有一個微笑曲線，甚至可以讓一半在中心城區，一半在郊區。
如果讓這三個方面做好了，城市會得到發展，郊區也會得到發展，這才是一個均衡發展的社會。
對話互動
提問1：我是北京世紀京能投資有限公司的錢世東，請龍永圖部長談談中國巨型城市如何應對老齡化問題的挑戰？
龍永圖：巨型城市面臨老齡化的問題，在國際上也有先例。日本的老齡化問題特別嚴重，但這些年來日本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加以解決。在我國，一方面老齡化不會像日本那么嚴重，另一方面，發展城市群，建立大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良性互動的關系也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出路。解決老齡化的問題就是確保老齡人口的生活、健康服務以及離開人世后的一系列服務。現在我們單純依靠家庭來解決養老問題很困難，要靠社會來解決，對此，我們需要確立一個強大的服務產業來解決老齡化問題，比如地產開發加上恰當的服務就能形成好的服務型的養老產業。
提問2：我是北京大岳咨詢公司的金永祥，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對拍腦袋決策和拍胸脯蠻干追究責任。請問在制度層面未來會怎么解決呢？
龍永圖：如果我國對干部的評價體系還是按照GDP論英雄，那么為了增加GDP，無論什么樣的項目、什么樣的招商引資，我們的干部仍然還會敢拍胸脯。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改變對干部業績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這非常重要。當然光解決制度問題，干部本身魅著良心干，不負責任，那也不行。所以，要從制度方面與干部自身的素質和責任感提升等多方面解決問題。
提問3：我是城市化委員會的蔡義鴻，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請問邵總，您談到在未來的十幾年，北京周邊會出現若干個魅力小鎮，您判斷的依據是什么？第二個問題提給鮑總，您談到京津冀區域與珠三角區域、長三角區域相比，在新一輪競爭中可能會實現彎道超車，京津冀有怎樣的優勢？
邵念強：北京周邊的中小城鎮要應對北京的挑戰，最大的優勢資源就是生態環境。有了藍天碧水，有了優美的環境，再加上獨特的地域文化和經濟特征等最具核心競爭力的要素，就可以吸引北京的人流、信息流、資金流，進而對接北京，實現發展。換句話說，北京要想解決巨型城市病，也必須依托周邊的城市，緩解自身不堪重負的壓力。
鮑筱斌：總體來看，長三角和珠三角比京津冀發展得好，但是在未來京津冀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一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區域的中心城市帶動了周邊城市的發展，不過其發展是基于經濟產業結構尚未調整，很多產業還處在中低端，需要升級調整。而京津冀的現狀是，北京這一中心城市僅僅為自己創造了大量財富，周邊城市的經濟條件很差，區域經濟要實現發展之時，而城鎮化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這預示著京津冀將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有可能在一個新的高度進行規劃和發展。二是現在的金融創新和投資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以往的城鎮化進程中，無論是參與的公司、機構或者參與資金的來源相對比較單一，層次不是很高，但這幾年，有大量的金融手段來支持城鎮化的建設，服務于北京周邊的城市，而且大家的熱情很高。三是北京的國際資源和人力資源更豐富，京津冀區域就有可能整合到更好的資源。我相信，擁有這些后發優勢，在總結別人經驗的基礎上，京津冀能夠走得更好。
提問4：我是國瑞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的郝振河，李司長的講話里有一個觀點很新穎，就是說大城市的優勢資源外溢，這還是第一次聽到。目前據我知道，北京南城的大紅門服裝市場、動物園批發市場準備遷到河北永清，您對這件事怎么看？
李兵弟：我說的優勢資源是一種相對于周邊的比較優勢資源，并不是說中心城市的最優勢資源都外溢出去，比如北京本身就是政治中心，這一優勢資源就很難外溢。像北京的大型批發市場對交通的影響太大，如果這些業態外遷，可以緩解北京交通的壓力，同時對周邊地區有很好的發展帶動作用，對于永清來講，這可以說是一種優勢資源。除此以外，我覺得北京需要向外溢的優勢資源包括一部分制造業，還有教育、科研等優勢資源。同時，可以設定一些特殊政策的優先準入區域，搞一些聯合的產業區，讓周邊區域共同享有優勢資源。
只有中心城市優勢資源外溢，周邊的發展機遇才能夠增強，進而實現區域共同帶動與發展。所以，我主張在未來的城鎮化進程中，大城市不是更多地去強化城市群的作用，而應當強化核心城市的引領作用，這樣才能讓資源外溢。如果單純地強化城市群的形態，很有可能讓要素又往中心城市集聚，又會帶來新的發展上的問題。
提問5：我是來自浙江瑞安市的李其鐵，請問一下李司長，在珠三角和長三角有好多的建制鎮，人口超過了幾十萬人，產值上百億元。這些建制鎮其實是“小馬拉大車”，下一步住建部有沒有相關措施解決這個問題？
李兵弟：我先聲明一下，這個問題不是由住建部牽頭解決的。但這個問題是客觀存在的，這項工作其實已經納入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即進一步推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現在的工作是由民政部牽頭，大概有十幾個部委參與，我們叫經濟強鎮擴權試點，賦予強鎮四權，即下放事權、擴大財權、改革人事權和保障用地權。方向比較明確，就是應當進一步提高鎮一級的行政管理水平和經濟發展的自主權。
我覺得有兩個出路，一是像浙江目前的做法，把縣級的管理權限落到鎮上，讓鎮更快地發展。二是嘗試設鎮級市，就是對強鎮本身設市，不一定非得按照行政建制設市。它無非就是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的一種模式，能夠給鎮更多的自主權。
其實，我們一直堅持中心城市的發展理論，支持大城市發展走了30多年，現在到了調整思路的時候了。我比較主張多設市，少設區，給更多的自主權，讓各個地區都得以發展。
提問6：我來自溫州蒼南縣礬山鎮的李中居，礬山鎮是一個小城鎮，明礬的儲量很大，占全國的80%，占世界的60%，所以有“世界礬都”之稱。當時礬礦的開采曾經為溫州市財政作出過巨大貢獻，不過，現在嚴重走下坡路，產業很不景氣。我們想利用廢棄的礬礦和土壤的生產工藝走旅游之路，我想請問龍部長，這條路是否可行？單一的旅游會不會像美國的底特律一樣遇到嚴重的風險？
龍永圖：礬山鎮這個地方的具體情況我不太了解，不過我認為走旅游之路還是有可能的。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附近有一個鎮，以前是一個盛產錫的大錫礦，后來錫被挖完了，因為是露天開采，錫礦變成了一個很大的湖，湖的周邊被生態恢復后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旅游區。不僅老的礦區變成了旅游景點，周邊還建了很多高級飯店、國際會議中心，國際首腦會議曾在此舉行。你們可以派人到這些地方考察一下，也許你們的鎮經過改造后也可以打造出一個國際旅游和會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