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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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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工作經歷：1986年至今工作于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先后就職于總體所、規劃所、區域所、深圳分院、海南分院、總工室等部門。現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工學博士。
社會職務：建設部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開發銀行專家，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兼區域規劃與城市經濟學術委員會秘書長，中國城市規劃學會青年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科研成果：先后參加過全國城鎮體系規劃、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規劃工作框架、21世紀中國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戰略及對策、京津冀北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等科研工作，主持過秦皇島、寧波、杭州等城市發展戰略規劃30余項設計，發表過《從西方現代規劃理論看我國規劃理論建設之不足》等幾十篇論文、《城市規劃讀本》等多個論著。
他直言，“1978年至今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是歷史的積淀，是在補課，補過去我們城市化發展太慢的課，或者說是計劃經濟帶來的城市化嚴重滯后的課。”
就京津冀城市群的崛起，他認為“這會是中國國力的提升，和經濟發展從南往北推進形成的具有高端目標的，在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即將進入高水平發展階段的城市群。這種發展有別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在國際影響力方面的作用也將遠遠超過這兩個區域！”
歷史壓力、市場推力讓中國城市化速度第一
據聯合國3月25日發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極為迅速，超過了其他國家。王凱認為，應該從不同的維度來分析。
“從歷史的角度看，從新中國成立以后6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歷程來看，中國城市化近30年的規模之大、速度之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30年歷史上的包袱，換句話說，就是歷史的壓力帶來當前城市化快速發展。”
他說，從1949年到1978年前30年，我國迅速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但前提卻是建立在犧牲農民利益高積累的基礎上的。由于當時的國情無法為農民進城提供足夠的物資，我國推行了二元戶籍制度，阻止農民進城。1978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不到20%。這無論從世界范圍來看，還是跟周邊國家來比都是相當低的，所以我們現在是在補課。
就近期廣州在改革戶籍制度方面的嘗試，王凱說，這開了個好頭，是我們該做而多年沒有做的一件事情。國家今年年初提出將逐步放開中小城市戶籍制度，也是在看各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這些都預示著戶籍制度將逐步松動。
從現實的角度，王凱認為這是市場的推力使然。“1978年以后我們實行的是改革開放的政策，也就是市場化的模式，過去相對固化的經濟體制逐步向開放的、靈活的市場經濟結構轉變，這帶來人員、資金、生產資料等方方面面的流動，其中也帶來了農民進城。”
他解釋說，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民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開始進城，90年代以后，我國實行以對外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結構，整個沿海地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沿地區。市場經濟的這個推力把中西部地區上億的富余勞動力吸引到了東部，這對中國30年的改革發展起到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讓我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像最近發生的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可以說這種代價是慘重的。
“隨著沿海地區產業結構不斷升級不斷換代，大量從事制造業的工人會尋找適合自己知識水平和生存能力的城市打工、定居。真正要形成一個完全開放的、產業合理分工的最終帶來整個國家層面相對科學合理結構的國家，要有個過程，其中必然伴隨痛苦、不平。”
他還從全面的、長遠的角度分析，“2007年全世界的城市化水平是50%，當年中國達到44.7%，2009年達到46.7%，總的來說我們還處在世界平均水平線以下。根據我們曾經做過的一個預測，到2011年、2012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將接近50%，達到5年前世界平均水平。”
盡管如此，王凱認為這個數字很重要，因為“50%相當于是個坎，是個標志，意味著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第一次進入了一個城市社會，十二五期間中國將真正進入一個城市化的轉變，而且這個速度、規模還會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繼續往前推進，到203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達到65%—66%之間。這意味著從現在到2030年將有3億多的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這將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移民，也將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城市化進程”。
以提高城市化的高質量為根本
中國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態勢，對原有的城市和即將新建的城市提出了挑戰，無論是人口、空間還是基礎設施都面臨巨大的壓力。
王凱直言，在這一挑戰面前，從城市政府的角度來講，首先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觀。他批評一些城市僅僅將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看作城市化的看法太片面，導致城市一味考慮如何多占地獲得GDP的效益，卻沒有通過切實解決就業、住房、上學、醫療、社會保障等問題，讓新增人口成為實實在在的城市居民，讓農民徹底變成市民。
他強調：“真正的城市化是一個產業結構的城市化，人的身份的城市化，生活質量的城市化，至少是一個區域嬗變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一定要認識到城市化的質量比數量更重要！”
鑒于此，他認為，城市規劃設計人員一定要有長遠的眼光，要有前瞻性，要為城市未來的發展留有余地，要對2030年前中國的城市化還會呈不斷加速發展的態勢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對2030年前的城市發展做出遠景、預見，對2030年以后做出預警，讓城市的發展多一些彈性。另外，規劃人員還要通過高質量、高水平的規劃，為人們提供高品質的人居環境、高效率的交通服務、高質量的市政設施包括水處理、垃圾處理。
“比如，日本在垃圾處理上已經可以做到管道輸出、真空抽出，垃圾的再利用也做得非常好。在新加坡，污水經過工藝處理成為瓶裝水，海水淡化、雨水收集等水資源的利用很值得我們學習。在城市環境上，倫敦、東京等城市在邊角地、綠化、人行步道城市空間上很人性化，步道的寬度和容量、綠化，甚至街邊店或者可以休息的小廣場都考慮很細致。” 他直言，與發達國家高質量的城市化相比，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快速發展時期，要從大規劃、大發展、大布局向細節延伸。
他還講到，“在城市化的發展上，要堅持多路徑原則。像長三角或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化已經從最早的發展中心城市逐步擴展到一個網絡化的時代，是一個新型的經濟高度發達時期的城市化。而成都走的是城鄉統籌的城市化，周邊很多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已經從農業生產，轉向采摘、釣魚、旅游等休閑觀光農業。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城市化，是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或者城市市民和農民在收入和經濟上互補發展的城市化，是一個健康的城市化。”他希望這種模式能夠發展下去，而不要把農村又改造成高樓大廈，把農民變成城市工業化的一分子。
產業升級促進中小城市快速發展
《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特別提到，從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間，共有185個中國城市跨過50萬人口門檻。報告預測，到2025年，中國還將有107個城市加入這一行列。這意味著中小城市正在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就這一發展態勢，王凱從經濟規律和城市化的發展規律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在一個經濟的起飛時期，從經濟資源的最高效率配置來講，大城市集聚效應最大，效率最高。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就提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可在操作過程中并沒有做到。
“尤其是從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我感覺我們在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像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包括西部地區的成都，還有相當一部分省會城市如武漢、鄭州或者中心城市，都在快速發展，這是因為我們的經濟處在一個上升時期，資源配置效率最高。”
中小城市之所以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在王凱看來，這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大城市的集聚效益逐步走到了一個擴散時期。“像上海之所以在向它周邊的蘇州、無錫、杭州等城市擴散，就是因為它的產業功能在走向高端，相對低的制造業就要向周邊地區擴散，這就帶來周邊地區或者說中小城市的快速發展。”
“此外，從東部向西部梯次推進的國家發展戰略引起的人口回流和投資趨向的變化，也是推動中小城市發展的一個誘因，而且為中小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很重要的外部條件。”
他說，從東部到西部依次推進開發的過程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隨著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機之后，原來西部和中部勞動力輸出大省如江西、湖南、河南、四川等地開始出現回流，但多年外出打工讓很多人不會種地，而且很多地也承包出去了。那么他們回到哪兒呢？“我們在江西調研中發現，很多人回到了像九江、南昌、贛州這些區級中心城市或者下面的縣城。”
從投資趨向的角度看，王凱認為，東部地區前20年經濟效益比較好，但工資待遇問題、生活條件問題十多年卻沒有什么改善，“我覺得富士康員工13跳這樣的悲劇與這些因素有直接的關系。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讓一些投資商開始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產業。可以說，人口回流和投資趨向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們多年來想解決而沒解決的問題，就是中小城市的發展問題。”
京津冀的國際影響力
將超越長三角、珠三角
繼長三角、珠三角之后，京津冀正在成為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第三級。在王凱看來，京津冀城市群的發展得益于中國國力的提升，得益于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大背景。他說，由于過去五年中，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在國際事務中日漸成為主力，首都北京在職能、地位和作用上，從過去僅僅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首都，成為在世界經濟、政治、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城市。
“另外，北京、天津在經濟上的發展很快，尤其在濱海新區的帶動下，產業結構、經濟結構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促進了京津冀整個地區經濟實力的提高。”他舉例說，過去河北被認為是區域的洼地，近年來開始出現變化。首鋼搬到曹妃甸后給唐山提供了很大的發展空間。河北的其它地區像固安、三河、香河、廊坊，隨著整個地區經濟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緊密聯系程度，經濟產業分工協作，基礎設施配置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京津冀作為國家經濟的第三級也罷，作為一個新的增長空間也罷，怎么提都不為過，而且其發展潛力和發展總量都不可估量！”
同時，他也提醒京津冀在發展上要汲取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教訓。“我覺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生態環境的保護。過去完全是經濟產值為主導，這讓曾經是江南水鄉的長三角水污染嚴重，水質性缺水。珠三角曾經是丘陵地區，后來全都推成‘平頭’，村鎮相連，桑基魚塘不復存在。現在是應該講綜合效益的時候了，并且環境提高以后可以帶來更高的產業化產值，像高科技、生物制藥不僅污染少，附加值還高。”
在產業結構上，鑒于當前我國正在從工業化中期向后期發展，王凱認為京津冀不能再走長三角、珠三角從低端向高端發展的道路，而應該直接向高端產業發展。他對北京近年來著力發展第三產業，貢獻率已經占到GDP的73%表示贊賞，也認同北京打造設計之都的設想，認為這會讓更多的人利用自己的智力為社會服務，也必將為北京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他還從規劃的角度建議京津冀聯起手來，在交通系統、生態結構、水系、產業布局等各個方面建立起網絡化的發展結構，形成開放的空間系統。“要知道，這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是非常關鍵的，切忌形成單一的、封閉的系統。”
此外，在區域管理上，他認為要有所創新，從過去各管各的事，建立起區域管理協調機制。“現在已經到了全球化時代，區域一體化涉及到區域共同發展、共同協調，國外包括柏林、巴黎地區、倫敦東南部地區、紐約州、新澤西州都有區域管理協調機制，京津冀也應該形成一個高效率、開放的、平等的甚至是常設的協調機制。北京天津要放下自己的身段，河北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這樣整個區域才能向著一個高品質的城市化發展。”
城市規劃是一項系統工程
身為中國規劃界的少壯派，王凱主持參與過北京、秦皇島、寧波、杭州、廈門等幾十個城市戰略規劃或開發區規劃設計，取得的成就令業界矚目。那么，在王凱眼中，什么樣的規劃才是好的規劃呢？
首先，好的城市規劃要有歷史觀和前瞻性。王凱說，作為一個規劃師，要看當下也要看未來還要看歷史。比方說北京，要分析它從一個古都到1949年成為首都，再到1978年改革開放后作為一個工業城市，城市經濟的發展空間的變化過程。未來北京還將成為一個世界城市，那么，規劃師要對北京這樣一個歷史、現在和未來的發展過程有清楚的認識。這有益于規劃師做當下的決策，也有利于我們對歷史的繼承和未來的開啟。
第二，好的城市規劃要有區域觀。他引用美國著名規劃學家芒福德的名言——好的城市規劃是區域規劃，認為這說明城市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在一個區域里出現的，也建議北京要想發展好，不能脫離天津和河北，要認清自己在區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將功能發揮到極致。
第三，好的城市規劃要對城市發展客觀條件進行分析。他說，一個城市跟一個人一樣有優缺點，像北京，優點在于人力資源、教育資源、高校資源、文化資源，有最好的國家影響度，以及幾十年大量的經濟積累。劣勢在于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緊缺。他掰著手指頭說，北京雖然面積達16400平方公里，但三分之二是山區，可用土地面積大概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其中還包括農田、水系、濕地、林地，把這些除掉，真正可用土地大概只有2400—2500平方公里。如果一個人100平方米的用地，2400平方公里就是極限了。而水需要南水北調，煤、電都是從山西、內蒙、河北周邊地區調過來的，對此應該有認識的緊迫性。
第四，好的城市規劃需要客觀判斷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也就是說，要給出城市為什么發展的理由。動力機制里很重要的就是多元動力，現在這個問題被簡單化了，僅僅被認為是經濟動力，經濟動力就變成了工業動力，工業動力又變成了開發區建設。從一些旅游城市如大理、麗江、周莊、平遙靠旅游帶動城市發展來看還是不錯的，遺憾的是，將工業作為城市單一發展動力機制的問題還很嚴重。”
他回憶說，“當年，我們做大學畢業設計時，阮儀三先生帶我們班一個組去周莊做畢業設計。那時的周莊完全是一個原生態的，不像現在是一個很商業化的，像這樣格局、形態的小鎮在周邊多的很。當時阮老師跟他們講歷史文化，很多鎮聽不下去，認為這會阻礙經濟發展，阻礙以工業發展鄉鎮企業，只有周莊這么做了，很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現在周莊單靠旅游這一項就帶動了當地百姓的收入、旅游品牌的開發，包括交通、商業方方面面的發展。”
第五，好的城市規劃要有好的空間組織和人居環境建設。在他看來，一個好的規劃歸根結底還是在做空間，通過合理布局住區、交通、商業網點、醫療設施、教育資源，做到功能相對混合、比較匹配，為人們提供好的人居環境。
他直言，“本屆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城市比鄉村的經濟效益要高，產值要高，帶來的文化沖擊、思想碰撞也有別于鄉村，但城市的生活質量就一定比農村高嗎？城市是讓我們生活更美好了嗎？我想，這是需要反思的。”
最后，王凱不無感慨地說：“做一個好的規劃師或好的規劃是很難的，并且不是一個規劃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規劃本身是分層次、分專業的，是一個從宏觀到微觀、從總體到專項的系統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