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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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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去天津觀瞻五大道后，每年9·18國恥日來臨，有種感覺便如鯁在喉。
第一次置身于天津五大道，徜徉在這些風格迥異的小洋樓間，沉積著數十年至一百年歷史的建筑，籠罩著莫名的深遂和幽靜的氛圍，夕陽照射下散發出淡淡的青光，似乎在向游人訴說著無盡的滄桑。
這些小洋樓和別墅的主人們各式各色，有的是從北京來到天津租界寓居的清朝皇親國戚、遺老遺少，有的是想借助租界余蔭的富賈巨商、戲曲紅角，更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總統、總理、總長、督軍、省長、市長等要人下野后在此蟄伏，企圖有朝一日東山再起。
然而，讓我感觸最深的卻是從這里走出了不少當年名震宇內的抗日英雄，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將張自忠、馬占山自不待言，高樹勛、孫桐萱 、關麟征、劉汝明 、米春霖 、楊十三等等也都在當年抗日戰場上譜寫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筆者出身鄉村僻壤，上個世紀70年代由入學至中學，經過文革十年浩劫后， 能看到的書籍掰手指頭也能數得出來，那個時候心中的抗戰英雄形象無非是狼牙山五壯士、小雨來、王二小、張嘎之類的，也天經地義地認為只有泥腿子出身的人才真正是抗日的英雄，富人大多都是漢奸。
從民族大義來說，固然易于理解也容易說教。但看到在天津五大道這樣復雜而奇特的環境中，能涌現出這么多的抗日將領，筆者忽然對于家國天下有了醍醐灌頂般的頓悟。
單純從建筑本身而言，這些英雄的故居即使穿越幾十年甚至近百年，和今天的北京、天津城市中充斥著暴發戶氣息的所謂別墅豪宅相比，從功能到審美都毫不遜色，厚重感上當下大部分千人一面的別墅豪宅與這些故居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在國弱民貧的時代，他們擁有的家園已經遠遠超越時代，所以保家衛國于這些有著民族大義的人而言，更有真切的含義，相較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的貧民而言，他們在戰場上身先士卒也有著最實在的責任。
當下中國之實力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已經是世界領頭羊老美的最大債主，政府動輒千億萬億級投資手筆令歐美發達國家自嘆不如。然則，國富則富矣，民富卻是未必。偌大的GDP一旦落實到人均上，不過是初步達到中等偏下的水平，而且由于分配機制弊端積累的貧富差異，使居于底層的勞動者對“被平均”帶來不公感受愈加突出。
一方面，一線城市房價高歌猛進，教育、醫療負擔如同無底洞，大部分剛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被過高的房價、物價壓得喘不過氣，逃離北上廣？經過部分人的嘗試后，發現不過是一廂情愿，三四線城市也不是任何逃避者的天堂，逃無可逃。
另一方面，在城鎮化大潮裹挾下，大量農民工為著不知終點的工作機會隨波逐流。筆者桂西老家不斷形成的空村，前些年不少外出打工的鄉親掙到一些積蓄后總是回鄉修建起簡易樓房，但只要有可能他們始終都會天南海北去奔生活，那些樓房無非是為向父老鄉親證明自己的能力，無非是漂泊在外有個念想，他們深知日漸荒蕪的土地縱然再精耕細作也斷然不能滿足他們想要的生活，那些很小就在城鎮生活的第二代更是對回鄉嗤之以鼻，所以那些樓房在某種意義上正越來越遠離他們。
茫然間，家園何處？ 家國天下于他們而言又具有什么樣的意義？！
“民富國強，眾安道泰。”（ 漢朝趙曄《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 ）這大道理想來不難理解。但我們的政策長期以來似乎都一直在回避孟德斯鳩曾經的追問：國家是先以民眾貧困做代價來使自己變富呢？還是讓國民先富起來再實現自己的富裕呢？
目前頂層釋放出把“民富優先”作為下一階段改革方向的信號，據專家說這是避免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抉擇，由此也看出 “民富優先”從深層意識上還是屬于被動的選擇，但畢竟也是進步，也是最隱含希望的所在。
其實，只要實現藏富于民，每年的9·18都不用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