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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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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安徒生發表《賣火柴的小女孩》，中國文學界評價此童話“反映了丹麥深刻的社會矛盾”。這則童話發表100多年后，那個因為誕生了安徒生而被稱作“童話王國”的丹麥，被評選為世界上“最幸福國家”。筆者試著從幾位在北歐諸國生活多年的中國人的視角，來揭開這些“幸福國家”背后的秘密。
秩序：排隊做手術的首相
兩個月后，終于輪到首相做手術，但出訪秘魯的時間已經錯過了。只要回到中國，移民瑞典哥德堡20多年的趙福卿總會面對親朋好友的追問：你們到底幸福到什么程度？這時，趙福卿總會講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一位瑞典醫生為了讓一個抑郁癥患者多曬太陽，開出這樣一張藥方———出國度假兩周，費用政府報銷。于是，親朋好友再問：出國度假，那不是特權階層，或是富人才享有的權利嗎？趙福卿不理解什么叫“特權階層”。因為在瑞典、丹麥這些北歐國家公民的觀念里，“特權”這個詞是不存在的。趙福卿印象比較深的一件事情是，當年瑞典首相去秘魯出訪之前，突然發現自己腿不舒服，檢查后發現要做手術。首相向醫院申請做手術。但瑞典法律規定，一個醫生每天只能看6個病人，于是首相的手術時間被推遲了下來。兩個月后，終于輪到首相做手術，但出訪秘魯的時間已經錯過了。
趙福卿至今感嘆，一個首相都不能享有提前做手術的特權，這個國家的秩序，會是何等嚴謹。趙福卿在乘坐電車時，曾多次碰到過哥德堡市長，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坐在車廂里。對市政府決策有意見的乘客，可以直接過去叫著他的名字給他提意見，而市長在這種時候，是要謙虛認真地聽取意見，“因為他知道自己必須服務好人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先生在《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中寫道，“（瑞典）法律曾經明確規定，除國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內，外出時都不能配帶警衛。”
專門從事北歐社會政策研究的山東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葛忠明，曾多次去瑞典考察，他見到過首相和國王，但“他們都沒有浩蕩車隊，沒有。”丹麥新任駐華大使裴德盛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丹麥沒有腐敗根源于法治社會。”
在葛忠明教授看來，法治社會不是簡單的有很多立法的社會，“問題的關鍵是對法律的態度：是可以操作的，還是只能信仰和遵守的？”
“腐敗絕不單單是法律的問題，而是權力問題。”葛忠明教授說，權大于法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當權力和資本勾結的時候，法律往往是很軟弱的。”
而丹麥和瑞典皇室的特權，張倩認為還不如一個普通居民家，“普通居民家可以弄個圍欄，不打招呼不能進，但皇室連個護欄都沒有。”丹麥皇宮是四棟灰褐色哥特式建筑，外觀樸素，民眾與車輛可自由穿梭在四棟小樓之間。“丹麥皇室沒有隱私，小王子寢宮下面甚至是展覽室。”張倩沒事會上網查閱丹麥皇室主要成員的預算，包括女王及其夫、王子、王妃，明細一清二楚。“丹麥皇室肩負吸引游客的任務，這是國家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在丹麥兼職做導游的張倩說。
稅收：央行行長一半收入拿來繳稅
“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把貧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難免。”趙福卿說，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體并不喜歡這種高稅收模式。“不奢望自己能取得大成就，不用擔心會窮困潦倒；沒有什么能讓人興奮，也沒有什么會令人愁苦。”張倩總結這些年自己混在北歐的狀態。這兩年，盡管遭遇全球性經濟危機，但北歐四國并沒有改變“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的特點，仍是很多人的移民首選。上世紀70年代末，廣西人盧志剛轉道越南來到瑞典，在哥德堡呆了30多年。今年12月初，他回國探親旅游，行程包括上海、廣東、北京、廣西等。他現在是一個閑人，過去30年連續不斷交稅，他已經可以讓政府養著過晚年了。無論是瑞典的盧志剛還是丹麥的張倩，都認為高福利的社會，來自于高稅收。“稅收像調節器，把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通過財富二次分配做到最大可能的平衡。”盧志剛說。
在哥德堡，北京人趙福卿所開飯店的稅率是20%；工人按照臺階式交稅，年收入100萬，得交80萬左右的稅；丹麥工薪階層的最低稅率為38%，張倩如果收入2萬克朗，拿到手的只有一萬三左右；而一條標價500塊錢的牛仔褲，政府要從中抽走100塊……楊啟先總結過這種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始終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勞動多、貢獻大的多得。但在社會財富再分配中要進行合理調節，以做到最終分配的差距不致過大。
張倩拿一組數據論證，芬蘭銀行（中央銀行）的數據顯示，央行行長月收入大約在15000歐元，需繳所得稅50%；部門負責人的月收入約7000歐元，剛畢業進入銀行從事研究工作的職員月收入2500歐元，銀行內的清潔工、保安人員的月收入大致2000歐元。比較起來，稅前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7倍多，但稅后只有3倍左右。在北歐四國，通過稅收這種強有力的再分配手段，使各國形成以中等收入者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中等收入者占到總人口的80%-85%。
“政府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比一般職工的工資，稅前差距可能達四五倍，但稅后往往只有兩三倍。”趙福卿說，瑞典的收入差距很小。而《2002人類發展指數》中，作為衡量收入分配差異和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北歐諸國均排在前列，如挪威0.258，瑞典0.250，芬蘭0.256。在葛忠明教授看來，幸福指數和社會的經濟發展之間沒有必然聯系，“而與社會政策安排直接相關。”
“通過社會政策，北歐國家的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得到了調整，整個社會的分化表現在經濟、權力方面的分化不那么嚴重，這使得社會系統結構呈現高度扁平化特征。”葛忠明說。而這種調節的結果是，群體內部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每個人在國家那里得到了相同的政策待遇，因此呈現出高度和睦的特征。
“正是群際和群內關系的和諧，使得北歐國家社會成員的幸福指數高過其他地方。”葛教授分析。不過，“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把貧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難免。”趙福卿說，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體并不喜歡這種高稅收模式。在北歐四國，對于那些收入很高的資本家、商人、影視體育明星來說，稅率最高可達80%，除了地下的逃稅方式，對他們來說，移居國外是一種慣常的逃稅方式。比如知名三級跳運動員奧爾森為了逃避納稅，將居住地點改在了蒙地卡羅。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瑞典網球明星博格，因不滿瑞典的累進稅率太高，干脆到英國定居。高福利的政策，也讓很多人鉆空子。北歐那些愿意生育的家庭，一般會有兩到三個孩子，因為光政府給孩子的補貼，已經足夠一家五口人生活。 “在丹麥，中東移民比較多，他們會生很多孩子。”張倩拿中東移民和勤勞的中國人做比較，這些中東移民完全靠孩子生活，根本不用工作。
工作：千萬別對服務員呼來喝去
當木匠？來到這里的中國游客會感嘆，這些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歐居然會有人感興趣，并且當成事業來做。因為享有高福利，工作對于北歐人來講，更多是出于興趣，而非謀生手段。在哥德堡住了20年的北京人趙福卿當年勞務輸出后留在瑞典，他對當地人對工作的態度非常欣賞。
“上完中學后，學生就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職業。”在這些職業中，有人選擇高端的，但更多的選擇當木匠、當廚子，甚至打掃衛生……
當木匠？來到這里的中國游客會感嘆，這些在國內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歐居然會有人感興趣，并且當成事業來做。 “北歐勞動力成本特別貴，所以幾乎所有飯店都是自助餐。”作為一個餐館老板，趙福卿手下也沒有幾個服務員，瑞典人會很自覺地自助。 “你不能指望餐館服務員給你倒水，也不能指望賓館服務員上門給你調整網線。”在丹麥，如果游客不知道在賓館如何上網，“要么你自己琢磨明白了，要么要看工作人員是否有興趣給你調整。”這也是為什么張倩回到北京對首都機場細致入微的服務感嘆“國內服務業水平太高”的原因。
但同行的一位丹麥男士不習慣，“為什么漂亮的中國姑娘一定要幫我把行李提到車上？”要知道，在北歐，男人不能幫助女性提東西，這會被視為“性別歧視”。習慣了國內“優質服務”的張倩，在丹麥生活時也有自己的苦惱。冰箱壞了，打電話叫人來修，修理時間從工人上車出門開始計算，到家后檢查出毛病，開車去買零件，再換上。如此折騰下來，七八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按照丹麥最低工資標準，修理費800克朗，不二價，相當于900多元人民幣啊。“如果在國內，你可以大吼：這是什么效率啊？我要投訴！”但張倩不敢發火，因為人人平等，工作沒有高低之分。
趙福卿最開始也以為自己開飯店會被人瞧不起，后來融入這個社會才知道，“當首相有時會被人忽視，打掃衛生則會被人尊敬。”
“大家都在工作，都在交稅，所以在北歐，工作根本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趙福卿說，國內很多游客來北歐旅游，習慣性對餐館服務員呼來喝去，這樣做將不會得到服務員的任何服務和好感。 “你不能投訴，因為你看低別人在先。”今年9月，筆者曾有機會出訪北歐四國，導游佟明化經常在車上囑咐出訪團員，每天下車前順手把垃圾帶走，這是對大巴司機勞動的一種尊重，千萬別把他只看成個開車的。
這名大巴司機是56歲的瑞典人克瑞斯，每天笑呵呵的，溫文爾雅得像個教授，早餐時從容地喝咖啡看報紙，在車上放交響樂，和中國游客聊“賈寶玉”、“淘寶網”。“開車是克瑞斯的興趣，這份工作要帶來的是快樂，如果游客讓他不爽，他只能忽視，不能因為游客而影響自己的快樂指數。”佟明化說。
幾乎每個人都是憑興趣在工作，佟明化是球迷，他借機數落中國足球：“你看，北歐小孩把踢球當成興趣，興趣足夠濃厚的時候就成了職業球員，所以瑞典能夠培養出伊布拉希莫維奇。”
那一天，旅行團正好走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1992年丹麥隊遞補進入歐洲杯決賽圈，但他們居然在哥德堡的烏列維球場奪得冠軍，這被稱作足球圈的“丹麥童話”。佟明化恨鐵不成鋼：“中國隊拿過亞洲杯冠軍嗎？”車廂里啞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