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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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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歷史學家唐德鋼先生說，中國歷史上一共發生了兩次大的社會轉折。第一次就是秦漢年間，用了大概200多年的時間。第二次是從1840年開始的這一次偉大的社會轉型，到什么時候能夠終結呢，他希望在2040年，他說當200年當中中國大轉型完成的時候，我們的中華民族之船在長江上就闖過了三峽，后面就可以享受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風平浪靜。
如果從這樣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從1840年鴉片戰爭就開始了，此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把城市化打斷了，從1978年又重新開始一直走到今天，走到了一個城市化最關鍵的時刻，就是加速城市化的中期階段，實質上這是跨越兩百年的一次城市化。
首先，我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是全球化拉動的。古代人們也想進城，但城市提供的崗位太少，這種耕織結構很難打破。為什么這十年來突然有兩億農民工進入城市呢因為我們主動地參與了全球化，兩億農民工造就了世界工廠。所以，中國的城市化是全球化拉動的。
在甲午戰爭之后，被動的開關，外商到中國來掠奪，當時也做交易，中國政府是沒有主權來捍衛自己權益的。這樣一種外商投資使得制造業迅速地發展之后，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出現了。這些工業化所依托的據點是口岸，因為只有在口岸里才能夠按國際案例來辦事。甲午戰爭前20年，我們的進出口年均增長2.95%和2.54%；1895—1927年，進出口年均增長6.0%和6.2%。
所以，近代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初步啟動，其顯著特點就是一批因工而興、因商而興、因路而興、因港而興的城市的誕生和發育。工、商、路、港又來自何處？是來自于中國打開大門，加入了全球化。
其次，在開放和競爭中城市才能獲得發展。我把近代中國城市按主權類型劃分為四種：租界城市，殖民地城市，傳統封建城市，自開商埠城市。
首先看一下租界城市。20世紀20年代，進出口貨物所征關稅中，條約口岸占了90%以上，上海、天津、大連、漢口、膠州、廣州6個口岸占了65.82%，而上海一個城市就占了40.88%。特別是租界改變了城市的格局，成為近代城市生活的中心。上海租界面積在1915年比1848年擴大了12倍，增至7萬余畝（近50平方公里）。在租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上海新城區，數十年間就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城市。今天我們在上海開世博會，這時因為從1860年開始上海就已經是中國經濟上排名第一的城市了。因此今天把世博會放在上海是情理之中的。這一輪改革開放依托的城市盡管是被動的開放，卻成為了今天我們的橋頭堡。
殖民地城市，也就是指大連、青島、哈爾濱、香港、長春等。從城市規劃來看，殖民地城市總體感強，但由于公共治理缺少競爭、對外開放的管道單一，未能如滬漢津所發揮的作用。
封建城市，就是指北京、西安、成都等城市，他們是由于近代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的分離產生的。當時的封建城市在與國際上接軌的時候，遠不如租界城市，洋貨一般從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再到縣城去。使館、銀行、郵局、公寓等不是北京城市的公共空間，直到今天也是鬧市中僻靜的角落。顯然封建城市在那一輪對外開放，那一輪城市化，那一輪接受先進文明碰撞交流間起到的作用就有限了。
第四種就是自開商埠城市。1898年開始，清末已有36個自開商埠；1924年增至52處。1904年自開商埠以后濟南的商埠區是生意最火爆的一個城區。這與今天的開發區完全不同，也是為什么我們要重溫跨越百年的兩次城市化，因為我們要把有益的，了不起的事情重拾回來，樹立我們的信心。
第三，產城融合的城市才是永續發展的。為什么今天所有中國的經濟功能區當中，高新區、報稅區只有深圳取得了成功，汕頭、海南、珠海的發展不如廣東省的平均水平？這是因為深圳把自己變成了一座城市。有好城市，任何時候企業都會生生不息地長出來。比如說深圳尋呼機企業的小青年，發明了一個東西，最后創辦了一個騰訊的企業，這說明，好城市培育好企業。
第四，中國的城市化正在“闖三峽”。1950年代，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我們采取以集體化、戶籍管理為核心的這樣一個國家制度。改革開放以后，大家看一下，聯產承包沖破了土地的集體化，自由市場沖破了城鄉間的二元結構，民工潮沖破的是戶籍管理，現在城中村可以出租，小產權可以出賣……所以中國改革開放中所有這些偉大的創造都是沖破二元結構，中國的城市化表現為農民建設性的集體違法。所以我說中國今天的城市化是中國農民闖出來的，因為中國農民要生態逃難。
比較兩組城市化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戶籍口徑的城市化率，與國家統計局五普口徑的城市化率，兩者相差12個百分點。這12%就是今天中國處在城市當中參與了城市分工，但家里還有一塊宅基地，還不能參與城市低保、社保的這一群農民工。他們只是一只腳進城，是半城市化，而半城市化的偉大在于它造就了工廠，社會代價是留守老人，寡婦村、留守兒童……，所有這些問題都在鄉村中積淀出來。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沖破二元結構的壁壘。如果不把與城市化相關的法規整體做修編的話，我們就只能補丁落補丁。
今天中國的城市化就是要轉變增長方式。這個轉變增長方式將帶來一系列偉大的變化，這就將完成我們從清末以來200年來的“闖三峽”，我們從半城市化變成了城市化，總出口轉向了擴大內需，然后到消費主導，我們不要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而要把生產城市變成又生產、又消費的城市，這樣我們的城市化推進了，減少了農村的建房，減少了城鄉之間無效的交通浪費，我們的國民才能市民化、公民化，我們的社會才會現代化，從而完成200年來偉大的中國歷史轉型。
（李津逵系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城市經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景觀學院客座教授，清華哈佛城市運營商首席學監，深圳市決策咨詢委員）
